【2020年01月27日】（欧洲希望之声记者郑平报导）在美国、日本、韩国、澳洲等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数不断增加。在中共官方通报中，确诊人数上周在不到7天内由300余例暴增至2000余例，死亡人数从9个增至56，蔓延30个省市区。根据不同专家的意见，未来疫情还会进一步爆发，会有更多病例出现。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共官方居然已开始放话称，疫情在2月就能得到控制。
中国疾控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昨日以接受官媒《新京报》采访的形式对外喊话称，如果目前防疫措施能很好地执行，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去接触别人，湖北以外省份的感染人数最快两周最多1个月之内会下降。
无独有偶，居美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透露：日前有朋友的朋友见到王岐山时，王告诉他，“放心吧，好好过年，少见人，在家呆着，看看书，看看电视剧，学学历史，2月份这事（指疫情）就完了。”
上述估计与体制外科学家的判断完全不同。
在哈佛大学任教15年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克·费格丁博士（Dr. Eric Feigl-Ding）在中共官方通报数字的基础上建模判断：
“疫情将于2月4日再次扩大（届时会有19万1529人感染，预测区间在13万2751至27万3649人），而在中国其它城市也会爆发，对其它国家的传入也会更加频繁。”
“对武汉的封城并不能有效阻止疫情在中国境内的传播；至2月4日，即便是有效阻断99%的人员流动，在武汉以外的疫情也只能减少24.9%。”
“我们正面对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我们可能正面临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又一场失控的疫情。”
美国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进化遗传学家贝德福德（Trevor Bedford）最近接受学术期刊《自然》访问时提出一个判断疫情规模的关键点。
他表示，若大部份确诊个案是经动物直接传染，这次疫情有可能很快消退，但如果新确诊个案主要来自人传人，就令全球陷入疫情大流行危机。
中共官方现已承认的这2000多例确诊病例中，不仅以人传人为主，而且出现了第三代病例，对于这一点，即便是疑似作为官方传声筒的杨功焕也不得不承认。
她对新京报说：“一代病例指原发病例，比如武汉一名患者在武汉时没有发病，到了北京发病，对北京来说这是一例输入性病例，也是一代病例。”
“如果他在北京感染了另一个人，被感染者就是二代病例，如果二代病例再传染给其他人，其他人发病后就是三代病例，三代病例没有去过武汉，也没有接触过从武汉回来的人。”
“目前看有些地方报告了三代病例。”
杨功焕说，这对防控疫情是一大障碍；雪上加霜的是，现有患者在感染该新型冠状病毒后却没有出现症状，同时却仍然具有传染性，这是与SARS不同的，“这对疫情防控也是一个难题”。
新型病毒比SARS更凶猛，这一点也令人再度想起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上周就疫情发出的警示。曾参与SARS病毒调查的管轶说：“这次传播源已经全面铺开了，要做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做不了了。而且控制成本，应该要几何级数字计。”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
SARS从疫情发现到爆发就经过了3至4个月。如果这次疫情规模强过SARS，官方为何有信心断言两周至一个月后就能够令疫情得到控制？
在新京报问及对“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这一判断的看法时，杨功焕含糊的说，“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数字多少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判断现在疫情还处于上升期，要采取与之对应的防控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新京报采访的前一天，杨功焕还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采访。
面对被归为相对自由开明派的南都，她的表述有微妙的不同：“我判断，当前疫情是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可能会有下一轮的传播，如果现在控制得力，其他省份没有进一步的传播，这个高峰可能在2月份就会来临；但如果有新一代的传播出现，高峰可能会延迟至3月份及以后。”
“2月份疫情高峰来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兼具官员及学者身份的所谓专家做出这些充满中共官场气息的发言，是百姓每每跌入官宣陷阱的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在病毒尚无有效药物、无法掌控传播途径、潜伏期无法有效判断感染者的情况下，居然做出2周到一个月后控制疫情的判断，对此，外界示警，国人要小心当局采取极端措施，中共历来不在乎百姓生死疾苦，在危及中国经济、中共统治基础时，可能采取强力维稳手段“解决”疫情。
上周六，推特上一段视频就引起网民忧虑。有人提问：这种生化装甲车是用来对付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