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智慧化身，贤相楷模，被人们尊为圣、崇为神，一生文治武功，忠义彪炳，死后谥封“忠武侯”，这是古代作为臣子的最完美谥号。
诸葛亮忠义彪炳千秋
诸葛亮为相十四年，特别是辅后主的十二年，蜀国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杜甫《蜀相》一诗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说的正是这一点。
三国鼎立，蜀国国力最弱，国土和人口在三国中居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托付给他的是一份开创并维系一个王朝的重任。
蜀国的建立和治理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刘备从刘璋手里拿下的益州，是国虚民贫，“满目疮痍，饥蒿草野”，诸葛亮以这样一个地方为起点，以“一州之地，十万之众”，抗衡曹魏，联合东吴，对刘备可以说是“忠顺勤劳”，以身作则，难能可贵。
当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北）、牂牁（郡治故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益州等四郡反叛时，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履瘴疠之地，涉蛮夷之乡。”
诸葛亮这次出师平复南中骚乱，降服孟获，同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前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东晋史学家袁宏评价诸葛亮说，“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体，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备）授之无疑心，武侯（诸葛亮）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孔明治下，君臣敬重，上下和睦，吏治清明，人民悦服。
最早从忠义角度评价诸葛亮的，是蜀汉君臣。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在诏策中表彰诸葛亮“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习隆等大臣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的奏折中说：“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
《汉晋春秋》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感慨若得诸葛亮为辅，可无“今日之劳”；晋李轨《晋泰始起居注》记载，司马炎还赞叹“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其善一也”。司马炎所称许的“善”，就是“忠”，是忠君意义上的“忠”。
晋人张辅认为，诸葛亮“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
这里是说，诸葛孔明德配文武，文治足以安定国家，武略足以料敌制胜，在与曹魏抗衡的征战中将恩泽带给中原百姓。孔明治军有方，他的军队可以称作仁者之师，所到之处，路不拾遗，秋毫无犯，可惜的是北伐功业眼看就要成功，孔明却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然而，诸葛亮的文才武略，目标宏远，规划精密，恢宏廓大。孔明胸怀坦荡，自己的功劳归于下属，下属有了过失他反躬自省，自找错处，从善如流，纳谏而改，他的声威震动远近四方。孟子说过，受伯夷这类高尚之士的感化，贪婪者也会变得廉洁；孔明的忠贞更具有示范效应，会使奸臣改过，树立节操。
东晋习凿齿（？—384年）将诸葛亮视为秦汉第一臣，称赞诸葛亮以仁德之心执政，“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习凿齿还称孔明“有匡汉之望”、“有宗本之心”，这与刘禅评价诸葛亮“参伊周之巨勋”以及“忠武侯”的谥号一样，都在称许诸葛亮的忠义。
唐朝武少仪在《诸葛丞相庙》一诗中称诸葛亮“善持忠节”；唐人胡曾《咏史诗．泸水》称赞诸葛亮“誓将雄略酬三顾”，都以是诸葛孔明的忠义着眼的。
唐朝宰相裴度（756年—839年）认为，查阅过去那些逝去的贤哲们，“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
这个评价，是说古往今来，诸葛孔明是难得的全才，不仅忠义昭彰，更有开国之才，立身之道和治人之术。
诸葛亮自己也很强调忠的重要，他在《兵要》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