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广西204地质勘探队惨绝人寰的凶杀案

文革期间的1968年,在广西204地质勘探队（下称“204队”）发生了一系列的凶杀惨案，有18名无辜的干部职工惨遭杀害，至今仍令人对死者无比痛心、同情，对那些杀人凶手则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204队大队部位于钟山县五拱水，属平桂矿务局辖区之内，那时是属中国有色工业总公司广西地质勘探公司的下属单位，是专为平桂矿务局扩大矿山开采和在广西勘查有色金属矿产服务的生产单位。这是一支以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队伍。全队约六百多名职工，分成六个分队常年在野外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大队部设机关﹑学校﹑卫生所﹑化验室﹑修配所，人材齐全，是广西地质勘探公司（现为“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支重要的地质勘探队伍，多年来为广西地质勘探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笔者与204队可说是有缘的。当笔者1956年至1960年在桂林学校还是一个地质专业学生时，1958年6月至1959年2月曾到该队从事生产实习了半年多，与该队的扡质人员郭嘉佩、梁景智、乃集隆、邓君杰、吴精锡等多人相识；1960年7月笔者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年3月至6月又带学生到204队在珊瑚锡矿的一个分队实习；1970年初又受学校委派到五拱水204队大队部联系业务；1974年4、5月间受委派又与学校几位同事到平桂矿务局的新路、可达、望高、水岩垻等矿山从事矿产地质的调查研究工作，接触过矿山和204队不少的地质人员。特别在1970年和1974年这两次到平桂局和204队期间，听到了不少文革中发生的凶杀惨案，至今仍令人痛心与愤恨不平。但由于那时的广西形势，当局拑制言论，不准人们议论和揭发文革中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议论、揭露，就要被打压乃至抓捕入狱，故而只能埋藏心中不敢议论罢了。直至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亲信“四人帮”倒台，特别是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时，各种凶杀惨案才开始被揭露，杀人凶手才受到惩罚。

文革中的204队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受北京﹑桂林及平桂矿务局的影响，这个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在运动中因为对工作队和单位领导的不同看法，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中也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两派。当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开展了夺权斗争。204队的造反派也学习外地的样子进行夺权，大队干部高国忠﹑莫成舟﹑丁时佑等一批领导干部支持夺权，支持造反派，因而造反派一度掌握了204队的大权，队伍也迅速扩大。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四月底以后，由于在广西的首府南宁出现了“打韦”和“支韦”的两大派——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此风传到平桂地区，受其影响，204队的造反派理所当然的站在“打韦”派一边，成了“四·二二”的一个下属组织。而204队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一部分干部和工人，如孙和兰﹑杨兆便﹑黄满森﹑李时祥等一帮人在大队领导人李水松的支持下，成立了204队的“联指”派，其成员多是由原来的保守派人员组成，他们是“支韦”派，与“四·二二”派成了不同观点的组织。从此以后，204队内部的两派“四·二二”和“联指”，随着社会上这两派的斗争而在互相斗争着。一九六七年的斗争，在这个队主要是大字报和口头辩论为主。因为他们是生产单位，要搞生产，大部分人在野外，人员分散，所以从未发生过什么武斗之类的事件。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支持“联指”派的韦国清（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广西军区都向中央交出了检讨，承认他们在广西的文化大革命中支持“联指”派﹑压制“四·二二”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在中央的主持下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广西区“革筹”也经中央批准成立了。这对“四·二二”一派来说，因为他们向来是受地方当局压制的，此时则认为是胜利了，内心里是高兴的。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韦国清及广西军区交出的检讨墨汁未干，他们和“联指”派头头们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的野心就暴露出来了。从一九六八年春以来，“联指”派在广西各地寻衅滋事，挑动武斗，在军区和各地军分区、人武部的指挥下围攻“四·二二”派。一九六八年五月底开始，平桂局“联指”派就在梧州军分区和当地县人武部指挥下围攻平桂局“四·二二”派，七月初平桂局和下属各矿山“四·二二”派均被消灭，数百人被非法杀害，地处平桂局的204队的“四·二二”派人员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

204队的“四·二二”派并没有任何武器，他们也从未到平桂局或其它地方参与武斗，与本队的“联指”派也未发生过武斗。争吵是有的，那只是大字报和口头之争，并无动刀动枪的举动。但当平桂局“联指”派在梧州军分区和贺县、钟山、富川、昭平等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调动各县民兵向“四·二二”派动刀动枪捕杀时，204队的“联指”派按耐不住了，他们也在平桂局“联指”派的支持下，向204队的“四·二二”派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一时间，204队所在地区五拱水成了杀人场，一大批“四·二二”派成员被非法抓捕、毒打，竟有十八人惨遭杀害，留下妻儿老小热泪涔涔，欲哭无声。真乃一片悲凉的世界，人世间竟会发生如此的惨剧。

全队惨遭杀害的有莫成舟等共十八人。都是在时任党委书记的李水松和“联指”派头目孙和兰﹑李时祥等人的直接指挥或者默许下杀害的，多数是晚间被秘密杀害，也有少数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枪杀的。

李水松原是该队“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四清”运动结束后，原来的党委书记杨正元被李水松整垮了，李水松留下来继任了党委书记之职，成了全队最高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中他支持“联指”派，成了“联指”的幕后指挥者和实际掌权的人物。他与孙和兰、李时祥等一帮人成了杀人的主谋者，204队被害的十八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指挥或者默许，是绝不会出现如此惨剧的。

被杀害的十八人是何许人也？通过几个死者的情况，就可见其一斑了。

莫成舟，男，广西平乐县人，共产党员，原204队保卫科科长，队党委组织机关干部下分队蹲点，他到了武宣分队当党支部书记。文化革命中他同情“四·二二”的观点，并参加了“四·二二”派，从未作过什么违法之事。一九六八年八月，204队“联指”派在李时祥带领下，开车到武宣分队，说是把莫成舟接回大队参加队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当汽车从武宣返回队部路过平乐县榕津时，由李时祥把莫成舟推下汽车枪杀。李时祥也是队里保卫科的干事，他急于想当上保卫科长，所以迫不及待的杀害了莫成舟这个保卫科长。

丁时佑，共产党员，204队财务科长。

陈翠珍，女，共产党员，队党委办公室秘书。

丁﹑陈二人为一对夫妇，陈已有身孕，文革中他们仅仅因为参加了“四·二二”一派组织，“联指”中有人想当财务科长和党委办公室秘书，就趁机把他们杀害了。陈翠珍是贺县本地人，她因怀孕早就回家躲藏了，正在医院检查身体，是“联指”派的人去把她骗回队里的。一个孕妇也不放过，这可是两条人命呀！

蓝光旭，男，湖南省长沙人，大学毕业生，地质技术员，文革中因参加“四·二二”派，成了“四·二二”派的负责人之一，仅此而已，并未干过任何违法之事；再就是因为他的妻子朱惠君（绘图员）长得漂亮，一个湘妹子，被“联指”中的黄某人觊觎多年了，现在黄某人要想夺人家娇妻，因而出谋杀害蓝光旭。天下之坏人真乃无奇不有。

秦成军，男，广西融安县人，地质技术员，文革中因参加“四·二二”派，是“四·二二”派的负责人之一，从未作过任何违法之事，其妻还是“联指”派的一员，也不能幸免而惨遭杀害。秦成军是笔者在1956年至1960年桂林学习期间的同班同学，是一个勤奋学习、待人友善的优秀学生，而今英年惨遭迫害，令人非常痛惜，对杀人凶手们充满了无比愤恨。

郭舜卿，共产党员，设备科科长。

徐棣华，女，职工。

郭﹑徐二人是一对夫妇，有一个几岁的小孩。文革中他们只因参加了“四·二二”一派，就惨遭杀害。在枪杀他们之前，他们两人曾双双跪在凶手的面前，请求只杀一个，留下一个照顾年幼的孩子。凶手们是杀人成性的豺狼，哪里还有一点人性会听得进人的呼声。

被杀害的还有水文地质技术员韦泽富以及黄风斌﹑邹月华夫妇等十八人。

这十八人被杀害后，身穿的衣服和皮鞋，好的都被凶手剥去，身上的钱物和手表也被搜去，有的家产和存款也被没收。害命又谋财，这不明明是土匪﹑强盗的抢劫行为了么？！

这些被非法杀害的人，都是204队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文革中仅参加“四·二二”派，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之事，又何罪之有呢？他们没有任何违法乱纪之事，更没有武器，没有参加武斗，只是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李水松﹑孙和兰﹑李时祥及“联指”中的杀人凶手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杀人，如此妄为，如此残酷。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人性何在？这些死去的冤魂是永远也不会瞑目的。

十八条生命惨遭杀害离开了人世间。那些虽然幸免于死的人们也百般地遭受折磨。

被整下台的党委书记杨正元，被当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遭受残酷斗争和毒打。“联指”派的暴徒们把他装进猪笼里滚来滚去，不时被毒打﹑罚跪，可怜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哪里经得起如此折磨。“联指”派中的少数坏人哪里还有半点人性呢？

行政科长高国忠，是南下的一个老干部，文革中仅仅因为支持了“四·二二”派就遭受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他清楚地记得，一次在批斗会上，“联指”派人员徐名守对准他的肝部狠狠的一脚，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使他痛得死去活来。“联指”中的少数坏人打人实在太残忍了。

“四·二二”派的头目房德库是东北籍人士，担任钻机机长，邓君杰是湖南人，是队上的老地质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许多“四·二二”派的骨干分子，皇天保佑他们没有被枪杀，但他们个个都被非法抓捕，被打得半死，有些人甚至造成了残疾。邓君杰是我在1958年到该队实习时就结识的地质人员，他带领我们一起在桂东南许多地方爬山涉水进行矿产普查；房德库是我1963年带学生到珊瑚锡矿实习时结识过的钻机机长，为人忠厚老实，我们还一起排练过文艺节目。文革后我曾与邓君杰相遇过，他谈到当年遭受迫害的辛酸往事时，勾起了他的痛苦回忆，无不令人同情和对凶手们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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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队队是文革中广西地质队伍杀人最多的一个队，有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枪杀的，多数则是在晚上秘密杀害的。这些死者有领导干部，行政干部，有技术人员，全是该队的骨干成员，他们从未有过违法犯罪之事，文革中仅是参加了“四·二二”一派组织，何罪之有呢？！

文革中全广西到处都在杀人，被杀害的仅据官方在“处遗”时的统计数字就有近十万之众(学者和民间估计应在十五万人左右)，仅平桂矿务局及下属各矿山就有约两百多人惨遭杀害，平桂局周边的贺县、钟山、富川、昭平等县就有数千人被杀害。如此众多的人被杀，且杀人手段十分残忍，都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等歪理邪说的鼓动下，在1968年7月3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指导下发生的；更主要的是在广西土皇帝韦国清编造的清查“广西反共救国团”的“6·17公告”的鼓动下，把“四·二二”派打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他们就要组织“联指”派，并调动部队、民兵对“四·二二”派进行围剿、屠杀，终于制造了人世间的大惨剧。

204队及广西各地文革中形形色色的凶杀惨案，虽是在“文革”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事后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对杀人的组织、策划者和杀人凶手依法惩处，本是一个正常社会、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做的事。但在广西，这些杀人的组织、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不但长期未受到法律惩处、逍遥法外，反而成了文革的有功之臣而受到提拔重用，这又是一件叫人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怪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983年，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主持下，广西才开始进行“文革处遗“工作，调查各种凶杀案及各种冤假错案，为死难者及各种错案平反，对杀人的组织、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依法惩处。如204队就对18名冤死者和所有的受迫害者进行了平反，恢复名誉；对杀人的组织、策划者及杀人凶手依法进行了惩处，如孙和兰、李时祥等人被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虽然时间已过去十多年，且对许多凶手处理过轻，有的仅进行政纪、党纪处分，而不追究刑事责任，受难者家属及广大民众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总还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了。

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一场大浩劫、大灾难，文革之在广西，更是一场历史罕见的反人类、反文明、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场兽性的猖狂大表演。今天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回顾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国家，文革之类的大灾难才不会重演。唯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文章转自议报）

作者：晓明

责任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