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今日（2021年1月1日）的报导中，形容博图斯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
1月初，博图斯在台湾报道大选，月底赶赴武汉报道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达武汉的几个小时后，武汉宣布封城。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见证了毛时代以来中（共）国对外国记者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多名美国驻华记者被迫离华；8月，中共国营电视台澳籍记者成蕾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抓。
随后，博图斯也成了新闻人物。他经历了七名中共国安警察午夜造访，并接到澳洲驻华使领馆人员建议迅速离开中国的通知，但是却被中共当局通知不得出境，随后他进入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迈克·史密斯经历了和他同样的事情，史密斯进入了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寻求庇护。
经过澳大利亚外交部与中共当局的周旋，两位记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接受中共国安人员的问话，之后被允许离境。
博图斯回顾五年的驻华记者生涯，他说自己是幸运的。
“我回国了，我在澳大利亚，我没事，但是中国媒体领域今年有很多人受影响，”他用中文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
谈起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博图斯说，多年来，驻中国的外媒记者都认为，他们的微信、手机是被监控的。
他说：“有几次我们用微信安排一个采访，接受采访的人可能会有国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们的家，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知道你们准备跟澳大利亚媒体做个采访。我们劝你别这样做。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监控的。”
他表示，在中国找寻采访对象变得越来越艰难，原本敢于发声的一些体制内学者现在都不敢公开表达观点。极少数愿意接受外媒访问的学者说出的话都和中（共）国外交部如出一辙。
除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外，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也在加剧。去年他在深圳街头采访民众何看待香港抗议，一个90后小伙子直接对他说：“我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就想抹黑中国。”
这样的话博图斯经常听到，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小伙子竟然向附近的两个警察举报这里有外媒记者。
他指出，相比外籍记者的困境，那些在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处境更令人担忧。“我听过很多故事，警察可能对这些中国员工说，你记得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听我们的话，你不是外国记者，你没有外国护照。”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长期受雇于外国媒体机构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告诉美国之音，外媒中国雇员的日子一向不好过，最近两年更是尤为艰难，被警方骚扰、“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饭。
她披露，她的第一次“喝茶”是被骗出去的。国保假装是她的房东，骗她到指定地点盘问多时，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报道，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警方还试图打探外籍记者的喜好，希望掌握他们的动向。
甚至她的父母也受到威胁，“我很生气，我爸妈干嘛了，你为什么要扯上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卑鄙的行为。”
她说，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她和早些时候被抓捕的成蕾、范若伊都认识。这一连串事件在震动这个小圈子的同时，也让大家都感到恐惧。
范若伊是彭博新闻社北京分社中国籍女记者，和成蕾一样，也是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中共警方逮捕。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轮上了，比方说你做了新疆的报道，参与了香港的报道，在政府眼里肯定是一个敏感话题，是一个刺头嘛，你是很容易被他们抓到把柄的，”前述要求匿名的中国籍员工说。
世界两大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指出，在2020年，全球范围监禁新闻工作者问题的严重程度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在这方面稳居世界第一。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说，外媒是现在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也因此是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自博图斯和史密斯离开中国后，澳大利亚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名驻华记者的境况。博图斯说，驻华外媒记者的离开只会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民众间了解和沟通变得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