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27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写道：“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中共土改时期的杀戮便是这段表述的典型写照。
毛泽东坚决反对和平土改
在1950年6月中共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大二次全体会议上，许多民主开明人士讨论《土地改革法》时主张通过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可是毛泽东却坚决反对。毛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1951年5月，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中所说的“那种认为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就可以和平土改的想法，已为事实所粉碎。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才不致煮夹生饭”[1]大加赞赏，批注“很好”，并在多处附注了他自己的意见，后指示转发给了各地。
这正如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的：“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2]
广东土改初期，在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领导下，政策温和。1951年1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广东土改迷失方向，进展太慢，像“乌龟”爬。 随即毛泽东将陶铸调到广东。陶铸在广东刮“左狂风”，每个乡定指标计划杀地主，用数字完成毛泽东的指示。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仅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广东有几十万人被杀。
大纪元新闻网2017年8月的一篇文章，报导了现定居加拿大的林女士，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在广东潮州。父亲做海产生意。中共篡政后土改中被定为地主，一生顶着狂风恶浪攒下来的4000块大洋作为罪证被没收，紧接着被关监吊打，后被判刑8年，期满仍不释放，客死黑龙江，尸骨全无。全家老少三十多口被工作队关进祖屋。五婶临盆生下了一个女儿，连脐带都还没有剪就直接被扔进了马桶。阿爷七十多岁，1955年被活活打死。家族中大部分人不堪忍受凌辱，数次亡命偷渡香港，被押回。文革前的一次偷渡，全船21人全部葬身大海，其中包括那个死去女婴的母亲——五婶。
1956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3]
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这段话，为中共和毛泽东建政后坚决反对和平土改，做了最准确最清晰的背书。
杀人权的下放与按比例杀人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 1950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尝试进行和平土改，毛不以为然。受到中共的批评后，胡志明将土改由和平转向暴力，出现逼迫地主自己挖坑活埋自己的惨剧，批斗会现场上方悬挂胡和毛的画像。即便如此，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毛泽东还当面指责胡志明土改杀人杀少了。
有美国学者计算中共建政后土改使450万人丧生，国内学者研究是200万到300万之间。我们并不知道毛对这个数字结果是否满意。而中共土改中的杀人权是下放到区一级的。共产党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长、贫农会成员可以随意掌握地主、富农的生杀大权，也可以决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贫雇农对谁不满，私下跟工作组说一下，也能借刀杀人。
杀人是有比例的。据中共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百万个阶级敌人来。[5]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即向成都郊外二十里的迥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
“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6]
杀人是革命的需要，杀得多、杀得狠是革命的忠诚表现。中共湖南沅陵地委曾电告溆浦县，对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即时枪毙。对发动群众有利但来不及请示者，可个别的杀了再报，或电话中请示。根据这一指示，一时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成为湘西区土改工作基本的杀人口径。溆浦县下属江口区书记赵中财计划全区杀二十人以内，听说这个数字要挨批，吓得一次就杀十几二十人。
中共和毛泽东搞土改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分田到户，而是出于中共新生政权的杀人立威与共产意识形态的斗争惯性。
触目惊心的反人类酷刑
土改批斗运动中的很多酷刑超乎人类的想像，有学者称之为反人类酷刑。
仅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2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7]
●“凌迟”
2007年，学者张英洪在调查湖南溆浦县土改时，讲述了一个地主遭群众“凌迟”的案例：批斗现场干部向五九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兵们接连几枪毙了陈老二。随即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个士兵一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大抹”与“咯利”
毛泽东说过一切权力归于农会。农会定下谁死，怎么死法、谁去执行，甚至刑罚细节都安排好了。批斗第一天没打死，第二天接着往死里打。坦白不坦白都得死。
小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庖丁解牛”，山西某地斗地主的时候把这招用在人身上叫“大抹”，用锋刃从脖子的前部直接割到后部，把脑袋割下来，还有一种把人当作羊一样用尖刀从人的耳朵下面的杀口、颈动脉经过的地方扎下去，然后刀刃向前先割断气管，然后再把刀刃掉过来，向后把剩余的颈椎部分割断，这个酷刑致死过程山西地方方言叫“咯利”。
●“点天灯”
重庆师范大学谭松副教授在川东实地调查，揭露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土改积极分子如索要金银珠宝不果，就使出种种酷刑，手段残暴下流，丧尽天良。诸如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的炭火，强迫地主背在背上，叫“背火背篼”；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取名“抱火柱头”；吊木脑壳，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称“烧飞机洞”，变态下流；还有“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惨不忍睹，非人类所为。
●“活人肉包子”
“在我们当地土改时，有两个地方在处死人的时候，使用了活体解剖。听人说，有一次进行活体解剖，是由部队医院的医生进行的，跟前还有不少实习人员。因为被解剖的人还处于清醒状态，可能没有给上蒙汗药，当主刀的解剖者从被解剖的人的身上的某个部位割下一块肉时，还要专门拿给被解剖的人让他看，并问他说这块肉是谁的肉，是从哪里割下来的。这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凌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解剖完以后，还将被解剖的人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当天就做成人肉包子，让其家属吃。当家属吃了以后，有人还问家属好吃不好吃，家属说好吃，这人然后再告诉他说这是用今天刚解剖了的你的某某亲属的大腿肉包的。”[8]
●坐圪针柜
这种酷刑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中多有运用。河南、山西等地都出现过。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中间去掉隔板存粮食的躺柜里，躺柜里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人塞进去后盖上盖，然后来回摇动柜子。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更有甚者，将地主或富农直接压在一个石磨下，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然后拽着人的腿顺路拖，后脑勺被石磨压塌了，直拖得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得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搅和在一起，惨不忍睹。
●酷刑五花八门
被中共视为异议人士的高耀洁女士回忆说，河南豫西土改，她当时被迫分在工作组，“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刑场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著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得不自主地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各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9]
自己人也斗
中共在土改中地主斗完了，要斗富农，富农斗没了，把中农拉过来当富农斗，弹性标准。“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10] 斗来斗去，自己人也斗。土改中的农村二流子比较符合流氓无产者的特点，会被委以重任，加上贫农团的力量，这些人在农村中并不具备很高的声望与威信。因此打倒原来的村干部就成为扶植贫农团的必要手段。在抗战后康生领导的土改晋绥全区，据统计共死中共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的党员干部317人。
川东共产党的一个区长叫李金斗，山东调到四川的，因娶了地主家族中的女儿，共产党让他亲自批斗审讯其岳父，李金斗“大义灭亲”，岳父李问州被枪毙时脑袋开花，李金斗的媳妇眼泪哗哗的。共产党还不相信他，让他反省，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李反省”，后共产党把他撤职贬为工人，他生的二儿子干脆叫“李撤职”。
在毛发动血腥运动的初期，广东有部分干部和土改工作队人员不赞同暴力土改，消极对待。陶铸南下广东后，在毛的支持下对这些人关押、施酷刑、杀害，总数近万人，罪名是“反党集团案”、“地方主义分子”。其中全省5%的土改工作队员遭到杀害。
中共的5%和95%的阶级敌人划线其实是没有确定对象的，中共在执行错误政策或犯罪后，往往都用所谓“某某路线过左、偏右”“革命需要”“发展的阶段化理论”逃避和掩盖了中共本身的罪错。可是只要人们稍加冷静思考，对比其它政党的做法，就会明白中共本身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与普世人类是格格不入的。
中共窃国后进行土改的同时，台湾在国民党治下也进行了温和土改，台湾省主席陈诚采用“三七五减租”、 公地放领、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没斗一个地主，也没死一个人，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态奠定了制度保障。
“斗婆分妻” 对女性的摧残
中共为了配合土改煽仇和诉苦，编写了歌剧《白毛女》，控诉地主黄世仁。工作组在陕南土改中演《白毛女》，当地农民反映冷淡，说：“黄世仁是远处的地主，是好人。”中共塑造的喜儿形象，在土改运动中恰恰是地主女性和地主家眷的悲惨写照。
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坚1949年“起义”后被中共关监，杳无音信。妻子沈应伦年轻美貌、知书达理。1951年4月被当作地主批斗，沈应伦镇定自若，据理力争。工作队联防人员在“地主太太”的优雅仪态面前大失颜面。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以及竹棍、木棒、柴块落在沈应伦身上，当场把她打翻在地。沈应伦反抗著、挣扎著，直到口吐鲜血不再动弹，当暴打停止后她已经奄奄一息，当晚撒手人寰。
川东一位地主媳妇因交不起财宝，被碳烤活人。土改人员拿四块砖烧红，摆在地上四个角，强迫她双手和两个膝盖拄在烫砖上面，再在她的乳房和肚皮底下用热碳烤，烤得直流油，使得乳房肚皮腐烂，双手致残，晚间躺在床上痛苦呻吟。
另一位叫黎琼瑶的川东女子，当年二十出头，未婚。因交不出浮财，先被工作队员暴打并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身心受辱，被逼当天跳堰塘自杀。四川忠县的著名美女梁文华，是个未婚姑娘，十多个土改民兵因垂涎她的美貌将她抓去轮奸致死，可她压根就不是地主。
还有的地方土改积极分子先分田地抢浮财，后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富裕中农的闺女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有些女子不从而自杀。河南滑县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土改时划成地主成分，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的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自尽了，凄惨绝伦。
得到中共肯定和摘帽的地痞流氓成为土改积极分子，也是对地主妻女进行残忍性虐的主要施暴者。花样众多，手段残忍。如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被暴打灌辣椒水、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被逼自杀者，数字难以统计。
结语
历次土改运动，中共都会把土地做成一块带血的蛋糕。在这过程中，吹奏著“革命”号角，灌输阶级斗争理论，蛊惑中国人互相残杀。杀戮的疯狂与被杀的痛楚制造著仇恨，也制造着生命之间的业债，使中国人宿命绵延、冤怨相报。这正是中共邪灵毁灭中国人的手段之一。
资料来源：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转引李肃：“1949之后：土改何以要杀人？”，VOA美国之音网站，2007年10月26日 08:00
[4]同[1]
[5]网文：“土地改革运动暴行：死亡人数为200至300万”，迎春论坛，2015-01-17 2:09
[6]铁流：《成都的土改杀人》，大纪元2011年03月24日黑五类忆旧
[7]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
[8]徐水良：《我是如何了解并进而关注土改运动的》，土改系列之一，2009年9月19日，独立评论网
[9]蒙勇鹏：《土改运动，撕裂神州的暴风骤雨
[10]《晋绥日报》：《告农民书》，1947年9月24日
作者：古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