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接上文：苏军大规模奸杀 惊曝连同胞都不放过
三
如同在欧洲的苏军一样，1945年8月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也同样抢劫、强奸，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和妇女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抗战胜利后，刘顺元先被东北局分配到辽东省委任副书记。不久，因为需要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又被派到旅大地委去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在从安东到旅大的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拚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丁群：《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9期）
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在一次“轻松的探讨”中，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这次，斯大林没有像对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那样发火，而是表示了“歉意”。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事后诸葛亮，我认为我们当时太傻了。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伤害，东北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大量牛羊等牲畜。斯大林既承认苏军的劣迹并道了歉，如果我们趁势索赔，是完全办得到的，然而根本没有提索赔问题。我们总是以中国人的邻里关系想问题，认为他应该主动给我们，殊不知人家到手的都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岂能拱手让人？！以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反而‘偿还’了许多冤枉债！”（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307页）
苏军进入东北的70多年后，作家龙应台专程到东北，采访了那些知情者，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苏军强奸中国妇女暴行的细节：“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齐，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你听说过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吗？……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然后女人变成尸体……”（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9月，第195～196页）
总体来看，关于苏军强奸和伤害中国女性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对知情者的访谈，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要可靠的档案资料，就连龙应台等人所做的这种简单的采访和描述，也难得一见。血流了，泪流了，人死了，但是，时间的尘土遮蔽了这可怕的惨象，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四
斯大林对苏军在被占领国家的强奸犯罪行为是知情的。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斯大林。正像他从吉拉斯那里知道了苏军在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从来自前线的报告中，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苏军正在如何伤害无辜的德国妇女。斯大林和贝利亚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许多德国人说，所有留在东普鲁士的妇女都惨遭红军士兵强奸。’报告还列举了许多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的例证——‘不满十八岁的少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妇都包括在内。’报告还说：‘跟随第43集团军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发现，留在斯普雷滕的妇女都不顾一切地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委员们审问了其中一个名叫艾玛･科恩的女子，她说：‘红军在2月3日进入这个城市。他们进入了我们躲藏的地下掩体，用枪指着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命令我们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我被十二个士兵轮奸。其他的士兵也对另外两个人干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士兵，2月6日，来了八个，他们对我们施暴并且打了我们。’三天后，这几个妇女试图割脉了结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但显然她们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显然，这份报告的提供者希望所汇报的事情能够引起斯大林的重视，期待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积极地回应和处置。
然而，尽管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制止苏军的暴行。苏联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他的著作中，尖锐地批评斯大林“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431页）至少，在处置军人大规模的暴力强奸问题的时候，他确实缺乏对无辜妇女的同情心和仁慈态度。他以默许的方式，放纵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许可和纵容，“红军对待妇女的方式已变为公然占有，尤其是在斯大林允许军官拥有一名‘战争妻子’以后，这些年轻的妇女被高级军官选为情妇，他们通常在司令部做发报员、秘书或医生——她们戴着贝雷帽而不是船形的大檐帽。”（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第23页）事实上，这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有组织的强奸行为罢了。
斯大林甚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苏军士兵的“强奸”行为进行批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伏龙芝军校给军官们授课时，谴责了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抢劫和破坏行为，并将这归咎于部队文化水平的低下。但是，当他唯一一次提到强奸时，却说“苏联士兵无法拒绝德国妇女对他们的敬意”。尽管如此，斯大林听到了关于此事的报告，还是很不高兴，认为爱伦堡的思想和言论“在政治上十分有害”（同前，第160～161页）。
事实上，斯大林之所以如此纵容苏军大规模的强奸犯罪，与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意识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的。
斯大林自己就不怎么尊敬女性。即使在小他23岁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面前，他也经常“说一些难堪的笑话和流露出丑陋的表情，使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都难以忍受。他感到这种行为使自己受了侮辱而他却得到了明显的满足，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在有人来吃午饭或晚宴时。阿里卢耶娃的烦恼自然引起了斯大林粗暴的反击。每当喝醉酒时，他就用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她。……警卫员们都很喜欢她那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们经常看见她一个人暗自哭泣。”（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秘闻》，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205页）1931年夏天，她终于忍无可忍，与斯大林吵了起来：“你是个虐待狂，你算个什么人！你折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你折磨所有的人。”（同前，第208页）在女儿的回忆中，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也是“不幸、幻灭和抑郁的”，“她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年9月，第132页）。1932年11月，娜杰日达･阿里卢耶娃死于枪杀，射中心脏部位，年仅30岁。
在一个性质特殊的社会里，元首的意识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全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斯大林漠然地忽视了女性在战争状态下可能面临的危险，忽视了她们可能受到的伤害，所以，也就没有制止苏军的抢劫和强奸暴行。
今年是人类战胜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七十周年。历史已经宣告，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一方代表了正义，最终失败的轴心国一方代表了邪恶，这是不容颠覆的基本结论。在坚持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某些战胜国违背人类文明和尊严的丑恶现象，也不能回避，而应当认真地清理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