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届台法文化奖颁奖典礼与2018年9月10在法兰西学院大院士厅举行。台法文化基金会成立於一九九六年，由法兰西人文政治科学院所执管，每年藉由台法文化奖两个奖项的颁发，奖励对促进台欧文化交流有卓越贡献的单位及人士。
本届奖项得主分别是导演Jean-Robert Thoman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南亚中心荣誉研究员Véronique Arnaud、编舞家Christian Rizzo、里昂政治学院副教授Stéphane Corcuff。
颁奖典礼上，法国人文政治科学院终身秘书Monsieur Jean-Robert PITTE，中华民国(台湾)文化部郑丽君部长和四位得奖者分别致辞。
郑丽君在致辞中对四位得奖者的情况作了如下介绍：
尚若白先生（Jean-Robert Thomann）来台超过20年，他透过拍摄16部纪录片、2部剧情片，深刻记录台湾传统歌仔戏、政治选举、宗教文化等发展，以独到敏锐的人文视野，说这个他口中「一辈子也认识不完的国家—台湾」的故事。他曾说：「在台湾生活后，越发现这块土地上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度，永远没有了解完的一天。」感谢尚若白先生透过影像创作，让我们在日常中看见台湾文化的多样性。
维若妮卡・雅诺女士（Véronique Arnaud），是著名的汉学家及民族学家。她从1971年起深入研究与记录兰屿达悟族文化，搜集大量达悟族原文、歌谣、仪式的录音，建立鱼类、动物志、植物志中文翻译字汇表，并透过文物在博物馆的保存，扩展世界能见度。她也扩大研究台湾南岛语系的语言，见证台湾身为南岛文化重要一份子的连结，不只帮助台湾重现原住民文化，也将为世界南岛文化留下重要的一页。
克里斯汀・赫佐先生（Christian Rizzo），身为知名编舞家、舞台设计师、导演及视觉艺术家，他选择和台湾共同创作。他整合了众多国际艺术家及台湾艺术家，以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舞蹈及舞台设计，于台湾多个重要剧场发表作品，为台湾带来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视觉创新。他曾说：「只要艺术家勇于创新，便能缔造充满创意的时代。」他的参与，凸显台湾作为文化创新实验场，正持续迸发新的文化能量。
高格孚先生（Stéphane Corcuff）现为法国里昂政治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里昂东亚学院（Institut d’Asie Orientale）研究员。他长年致力于与台湾有关之研究、教学工作，并以中、法、英、日等语言发表台湾研究。他特别从历史、政治、社会及文化等面向关注国家认同问题，并以中文出版《风和日暖》一书，书写台湾外省人与国家认同的转变，更以台湾为题材创作文学作品。他曾说：「作为主体，台湾可选择自己未来。」
四位得奖者对台湾精湛独到的研究，开阔了世界了解台湾的视野。下面是几位演讲者的致辞。
法国人文政治科学院终身秘书Monsieur Jean-Robert PITTE致词
郑部长、吴大使、院长、各位院士、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倘若十八世纪初已有台法文化奖，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和设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应该会透过历届得奖人的研究成果来了解台湾，而不会邀请法籍诈骗者乔治．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zar）到这两大学术殿堂演讲。从未到过台湾的撒玛纳札自称是福尔摩沙居民，出版了一本对欧洲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著作，书中对于福尔摩沙岛的描写纯属子虚乌有，凭空捏造。
虽然撒玛纳札的骗局几年后就被拆穿，他也坦白承认欺世盗名，但是西方人看福尔摩沙却依然是朦朦胧胧。尽管满清皇帝设台湾为行省并指派巡抚入驻西岸，但是在数百年间，台湾却一直处于「身份不明」的状况。西方人并不知道属于南岛民族的原住民已经在台湾居住了数千年，对于抱著「发财梦」而来的汉族移民迫使原住民迁往山区、使台湾逐渐汉化的历程也漠不关心。直到1895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才开始研究台湾的方方面面。
然而，日本殖民政府推出「皇民化」政策，一厢情愿地希望台湾日本化。这种强权主导的文化单边主义并未因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而告终，而是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中华文化的政策取而代之。1987年解严之后情势大为改观，台湾的民族和文化多元性终于得到承认，不仅在国内经由堪为表率的民主化进程让所有文化发声，还藉由海外越来越多的外籍学者之深入研究，以及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艺术文化交流，让世人发现台湾的丰富多元风貌。
若说台法文化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可能有些夸大。无论如何，根据法国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司2008年底发表的《台法文化、艺术和广电合作报告》，
台湾和法国的文化交流于70和80年代初见端倪，起初只有极少数个人自发性的活动，报告称之为「精神可嘉的业余DIY」。必须等到法国在台协会、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以及1996年最后设立却一样重要的台法文化奖成立之后，双方的文化交流才真正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能见度。
23年来，台湾的文化部（旧称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与法兰西学院人文政治科学院联袂合作，年复一年，持续表彰增进欧洲人对台湾的了解、贡献卓著的人士或机构。从十几年来候选人十分踊跃的现象来看，台法文化奖的激励作用不可忽视。候选人从欧洲各国和台湾蜂拥而来，在今早举行的第23届评审会议中，我们甚至看到来自美国的候选人。在去年于台北召开的评审会议中，评审委员一致同意选拔出四位得奖人。这四位碰巧都是法国人，但他们当然不是因国籍而得奖，而是因为他们在四个不同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脱颖而出。
维若妮卡・雅诺女士（Véronique Arnaud）为汉学与民族学家，她的研究增进了世人对达悟族（昔称雅美族）文化的了解，贡献匪薄。达悟族是台湾南岛民族其中之一，分布于台湾本岛东南方外海50多公里处的兰屿。雅诺女士自1971年起在兰屿进行多次驻地研究，搜集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就我所知，这些资料目前还在整理当中。其录音录影资料已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台湾中研院的珍贵研究素材。
高格孚先生（Stéphane Corcuff）是汉学家，多年来持续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出于对台湾的热爱，他旅居台湾12年，并发表了大量与台湾有关的论文和专书。对台湾如数家珍的他，甚至被一本澳洲出版的书籍冠以「法国台湾通」的专属称号。他曾经担任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任，长达四年。高格孚先生不断探究分析，试图了解台湾当代社会、民主进程、认同问题、两岸关系等课题。如今他在里昂政治学院担任教职，继续以无比的耐心和热情从事台湾研究。
尚若白先生（Jean-Robert Thomann）扛著摄影机关注台湾已逾二十年，我听说他现在大部份时间住在台湾。他不断创作，就我所知，他至今已有16部以台湾为主题的纪录片，以及2部在台湾拍摄的剧情片。尚若白的艺术创作与高格孚的学术研究虽然方法不同，但都呈现了一幅幅精彩的台湾社会「速写」。不论是钓鱼、采茶、台北的单车还是歌仔戏，都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纪录片和雅诺、高格孚的研究一样，对西方大众和台湾学者都具有参考的价值。
可惜克里斯汀・赫佐先生（Christian Rizzo）今晚因工作关系必须留在法国南部Montpellier，幸而国际编舞学院副总监Rostan Chentouf先生可以代他领奖。赫佐是杰
出的当代舞蹈艺术家，与台湾关系密切，不久前还在那里驻村。他与台湾的艺术合作始于十多年前，随后陆续推出台法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作品，在台湾的驻村也是这一系列活动的延续。目前正在制作的新节目将再次展现台欧文化艺术交流合作的美妙成果。
我对四位得奖人的简短介绍必有疏漏之处，无法详述他们的成就和功劳。但是在座的各位若参加了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研讨会，想必已听过他们亲口描述自己的工作，也会赞同他们获颁台法文化奖的确受之无愧。
在请郑部长致词之前，请容我以法兰西学院人文政治科学院的名义恭贺所有的得奖者。
中华民国(台湾)文化部郑丽君部长致词
主席、副主席、终身秘书、各位院士及评审委员、四位得奖者、吴大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
很荣幸再次代表台湾，在庄严肃穆的法兰西学院，与终身秘书尚—侯贝．皮特（Jean-Robert Pitte）院士共同颁发第22届「台法文化奖」。今天站在这神圣的大院士会议厅里，心中有一份悸动，一个古老东方也很台湾味的提问不禁油然而生：是甚么样的「缘份」，让我们彼此牵起跨越万里的台法情谊？ 我想，让我们相遇的，正是「文化」。
古罗马哲学家暨政治家西塞罗首次使用「cultura animi」，意味著「灵魂的培养」。因此，文化是活生生的，就像树的哲学，种子飘落土地，会往土地里扎根，根扎得越深，吸收的养份愈多，树身越茁壮，枝叶自然会寻找枝干里的缝隙，往向阳的角落，伸展成自己独特的样貌，一起繁衍成林，蔚为文化多样性。
诚如大家所知，法国文化，从思想、文学、艺术、电影、建筑、乃至非物质与物质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法国人的法国文化，更因其影响滋养了无数的心灵，包括我在内，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台湾，一如生态上，仅仅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近三百座三千公尺高山，从热带到温带，孕育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文化上，从南岛文化、东西方文明的激荡，以及多元族群不断移入带来多元语言、宗教与生活面貌，也不停地重新创造著文化多样性。享有「文字炼金师」之誉的台湾国家文艺奖得主李永平，出身马华背景，却自认是「百分之百台湾人」；他曾说：「多元与包容，是台湾最大的价值。」正因为有一颗柔软的心，才能成就今天的福尔摩沙。她的自由、多元、包容、开放与创新，她的独特性，正逐渐被世界认识。
我们要深深感谢法兰西学院人文暨政治科学院，22年来和台湾文化部持续举办
「台法文化奖」，鼓励了更多人在不同领域持续探索台湾文化，并促进台欧文化的交流，让台湾文化和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连结。我们也要深深感谢今年四位得奖者，长年投入研究再现台湾文化的不同面貌，捕捉了台湾文化既传承又创新的多元活力。
尚若白先生（Jean-Robert Thomann）来台超过20年，他透过拍摄16部纪录片、2部剧情片，深刻记录台湾传统歌仔戏、政治选举、宗教文化等发展，以独到敏锐的人文视野，说这个他口中「一辈子也认识不完的国家—台湾」的故事。他曾说：「在台湾生活后，越发现这块土地上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度，永远没有了解完的一天。」感谢尚若白先生透过影像创作，让我们在日常中看见台湾文化的多样性。
维若妮卡・雅诺女士（Véronique Arnaud），是著名的汉学家及民族学家。她从1971年起深入研究与记录兰屿达悟族文化，搜集大量达悟族原文、歌谣、仪式的录音，建立鱼类、动物志、植物志中文翻译字汇表，并透过文物在博物馆的保存，扩展世界能见度。她也扩大研究台湾南岛语系的语言，见证台湾身为南岛文化重要一份子的连结，不只帮助台湾重现原住民文化，也将为世界南岛文化留下重要的一页。
克里斯汀・赫佐先生（Christian Rizzo），身为知名编舞家、舞台设计师、导演及视觉艺术家，他选择和台湾共同创作。他整合了众多国际艺术家及台湾艺术家，以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舞蹈及舞台设计，于台湾多个重要剧场发表作品，为台湾带来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视觉创新。他曾说：「只要艺术家勇于创新，便能缔造充满创意的时代。」他的参与，凸显台湾作为文化创新实验场，正持续迸发新的文化能量。
高格孚先生（Stéphane Corcuff）现为法国里昂政治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里昂东亚学院（Institut d’Asie Orientale）研究员。他长年致力于与台湾有关之研究、教学工作，并以中、法、英、日等语言发表台湾研究。他特别从历史、政治、社会及文化等面向关注国家认同问题，并以中文出版《风和日暖》一书，书写台湾外省人与国家认同的转变，更以台湾为题材创作文学作品。他曾说：「作为主体，台湾可选择自己未来。」
台湾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民主国家，的确如高格孚先生所见，内部仍存在著国家认同的分歧与演变，但是，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已经让我们紧紧地连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台湾社会长期论辩「何谓台湾文化主体性」时，我始终认为，文化的主体性，其实奠基于人的主体性。台湾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偶然生于台湾，而是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能够自由地享有文化创造的主体性，选择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何在尊重差异中共同生活在一起。
最后，在法兰西学院这个追求思想自由的殿堂上，我想说，纵使近来台湾的名字，在航空飞行地图上，有时因政治因素而被试图「改名」，但我坚定相信，在文化世
界地图中，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台湾文化，作为最自由、多元、包容、开放与创新的亚洲文化，必定能在世界上型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必然会是世界文化的一块重要拼图！谢谢大家！
第22届台法文化奖获奖者Madame Véronique ARNAUD致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南亚中心荣誉研究员
此次获颁台法文化奖，我深感荣幸。这个美好的惊喜令我非常感动，感谢评审委员肯定了我的研究工作，并藉此肯定了兰屿达悟族人的参与，尤其是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不遗余力给予我教导、协助的朗岛部落。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在我心中占有特殊地位。1971年元月，我在攻读中文硕士学位期间，决定到台北搜集白先勇作品研究资料并加强我的中文。当时到台湾留学真的好幸福！我原本打算只待一年，结果一住就是两年。我在上中文课的同时，也在台大修习人类学课程，因此能够与学者专家切磋，在图书馆查阅丰富的日文和中文资料，受益匪浅；而日常生活也不逊色：我很喜欢这个市区的热闹气氛，有许多小摊贩、庙宇、布袋戏棚，我经常骑著单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我结交了为数众多的台湾朋友，包括邻居、同学和在街头认识的人，比如教我做油条的摊贩，还有著名的现代水墨画家何怀硕引导我领略山水画的朦胧氤氲之美。简德耀先生一家，更如同我的第二个家庭。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踏上这趟学术探奇之旅的人士：首先是家父，身为微生物学家和输血技术的先驱，他对探索新知的热忱以及对人类的信心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年轻时经常带我到枫丹白露森林采集植物标本的农业学家兼语言学家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是我的南岛语言学启蒙恩师。2010年我有幸获得国科会的奖学金，得以到中研院和语言学家Elisabeth Zeitoun合作，多亏她的协助，我对采集到的口语标本进行字汇形态和句型分析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我们目前仍有几项合作出版计画。
此外，我还要感谢恩师Georges Condominas，这位被学生们昵称「Condo」的人类学家鼓励我们和研究对象一起生活，使用他们的语言，尊重口传语言所蕴含的诗意成分，乃至对其一往情深。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以小米祭为主题）于1974年在巴黎
自然科学博物馆放映并受其青睐，随后便加入其研究团队CeDRASEMI（东南亚与东南亚群岛研究中心），在1970-90年间多次被派到兰屿进行田野调查。我完成《岛上的人（Tao Do-Pongso）：一个没有文字和村庄组织的民族之历史》论文并获得文学及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之后，又很幸运地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正式研究员。
时任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的Jacques Barrau是第一个跟我谈起达悟族（昔称雅美族）的人。他知道我将前往台湾，就给我看鹿野忠雄和濑川孝吉合著的《台湾原住民图谱-雅美族篇》（1956年）。一看到这本图文并茂的精彩著作，我就知道兰屿将是我必访之地。1971年5月18日，我利用休假前往兰屿，想在当地采集不同品种的小米，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制作标本。
达悟族自称为「人」（Tao），居住在「人之岛」（Do-Pongso no Tao）上。这个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的小岛面积只有45平方公里，隶属台湾管辖。达悟族以农耕及渔捞为生，主要作物为水芋，一年一度大量捕捞的飞鱼为其主要食物来源，可满足族人长达八至十个月（三月至十二月）的食物需求。达悟语属南岛语系，与菲律宾巴丹群岛的语言相似。昔日的达悟人会横渡「菲律宾最湍急迅猛、反面无情」的海洋去拜访他们的「兄弟」。
47年来，我不断与达悟人合作，尤其是在1971至2009年间多次旅居兰屿，随著季节的规律往返台法之间，进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研究。我对达悟社会的研究以其语言「人之说」（ciriciring no tao）作为切入点，详细探讨自发收集或屡次调查所得之口传文学样本（歌谣、故事、起源神话、祭词、动植物知识、民族志评论、轶事、字典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和影音资料（纪录片、可在网上查询的影音资料等等）。
我初访兰屿时（1970-80年）岛上既没有电，也没有酒，我们经常禀烛夜谈，往往可以听到如史诗般漫长的家族故事。我对希·蓝波安（Si-Rapongan）和他太太Si-Tazaziw的热情好客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让我寄居在其位于村中心的传统地下屋中。朗岛部落所有成员也对我百般照顾，他们会在我睡觉时将水果、蔬菜、贝类等食物轻轻摆在我当作床铺的木板上。
2008年，我将达悟族人于1971-75年间捐赠的136件文物，转交给巴黎布朗利河岸人类学博物馆收藏，并附带一本图册，提供每件文物的文字说明与实地拍摄的照片。
2013年，我又将一批录音资料正式交由民族音乐研究中心（CREM，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录音档案馆）保管。非常感谢法国国家电视台FR3的专业录音师Régis Saint-Estève鼎力相助，免费将我早年录制的500多小时录音带转录成CD。到2019年
底，索引编制、撷取、翻拷的工作全部完成后，我们将与台东博物馆及中研院合作，将已经数位化的全部资料物归原主。
我在2017年4月再访兰屿时，给朗岛部落的朋友们看了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的网站，他们听到自己的父亲或是素未谋面的祖父的声音，并且能用自己的母语学唱一些歌曲，都感动不已。「缅怀过去」，这是「来自朗岛之路的人」（sira Do-Rarahan Jiraraley）所要传递的讯息，他们会永远坚持，将家族英雄的事迹世代流传：「让祖先的记忆永远活在阳光中，一代接著一代！」（Paciciadetdettan do katatapilan ta do karawan do kamoamolonan tamen da loaji !）
第22届台法文化奖获奖者尚若白先生致词
台湾，1996年。我远离法国，展开首次亚洲之旅。一名女性朋友告诉我：「台湾通行的语言是中文」。我到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申请签证，墙上的海报欢迎游客到台湾体验保存完好的中华文化。
一到台北我就受到了震撼。事前建构的刻板印象完全粉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满街都是速克达和灰色大楼的都市，五花八门的建筑风格兼收并蓄。我很快就发现除了中文之外，台语、客家话也是台湾通行的语言。当我从朋友口中听到台湾还有原住民时，我真的大吃一惊，觉得这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岛屿。
对于那次初访，有两个影像迄今依然记忆犹新：首先是在桃园观音看到在戏棚上演出的歌仔戏，那天下著倾盆大雨，戏台下没有观众。「这是表演给神看的」，朋友告诉我。
第二个回忆可盛于掌中：那是一片刚刚泡开的茶叶，从壶中取出，在掌中飘香。
从这片茶叶，萌生了我第一个关于台湾的电影主题。我想拍摄一部《台湾，茶叶之岛》，深入探讨台湾的茶文化，带领观众漫游茶园，认识制作精美小茶壶的陶艺家。脚本写出后，却始终没有开拍。
数度访台之后，我终于获得拍摄首部纪录片的机会。2000年夏天，我趁著歌仔戏国宝级艺人廖琼枝到巴黎演出的机会，拍摄了我的处女作。
当时我人在巴黎，心在台湾。我勤奋地学中文，大量阅读在巴黎凤凰和友丰两大中文书店购买的书籍。我读过出自法国汉学家笔下的众多著作或论文，其中一些作者也是台法文化奖得奖人：Françoise Mengin、艾茉莉（Fiorella Allio）、傅敏雅（Samia Ferhat）等等，还有今晚的另一位得奖人高格孚！
透过这些著作，我逐渐了解台湾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并从中寻找影片的主
题。这些年来，我有幸拍摄了近20部与台湾有关的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发掘台湾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中文进步了，与美丽的福尔摩沙关系越来越密切。
将大部份时间献给一个本不应吸引我的遥远岛国，的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解的事。但是台湾的魅力让我无法自拔，将观光与文化方面的兴趣转变为深刻的依恋。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外交处境、多次殖民铸就的丰富历史、争辩不休的认同问题以及对未来方向的追寻，在在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是在摩洛哥出生、在诺曼第成长的法国人，有著义大利、西班牙和亚尔萨斯血统，对于遥远的祖先只有十分模糊的记忆。在台湾，我找到了归宿。拍摄纪录片成为我乐在其中的工作，可藉此与世人分享我在台湾的种种发现和感受。
在此特别感谢台法文化奖评审委员对我的肯定。这一鼓励令我士气大振，我将尽快到宜兰取景，拍摄下一部介绍宜兰歌仔戏文化的新片，希望能于不久后呈现在各位眼前。
第22届台法文化奖获奖者高格孚先生致词
法国里昂政治学院副教授
1971年5月18日，维若妮卡・雅诺（Véronique Arnaud）踏上兰屿的那一天，我才出生十一天。二十年后，1991年的十月，我著手从事台湾研究，翌年八月初访台湾。从那年夏天起，我只能用一句法文双关语来描述我和台湾的关系： « Je n’en suis pas revenu » (难以置信、令人惊艳、流连忘返)。想到这个文字游戏之后，欲建议观光局采用以下这句广告词，吸引法国观光客：
« Taiwan, vous n’en reviendrez pas ! » ( 流连台湾 惊喜连连 )
我在台湾流连忘返倏忽已二十五载，而维若妮卡更是长达四十七年！这是因为台湾能够触及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心弦激荡、朝思暮想、奋不顾身。
我想引述在今年五月贝图恩镇（Béthune）「游牧文学节」台湾周中，关首奇（Gwennaël Gaffric）、瓦历斯•诺干和我同时听到的一段话。文学节中有一个活动是到看守所朗读我们的一些关于台湾的作品。有一名服刑人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在案子宣判之前主动要求接受拘禁，以便赶快服完刑，好开始重建自己的人生。他显然读了很多书，他说：「我虽然被关在这里，却可以透过书本环游世界。上星期我游历了日本，听了你们的朗读之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台湾。」之后说到不能和儿子见面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
我衷心感谢法兰西学院人文政治科学院和台法文化奖评审委员肯定我的工作，认为我对世界上最迷人的台法两国之交流有所贡献。我用「最迷人」这个形容词绝对客观，相信各位对这点不会置疑！
获得如此殊荣，当然十分荣幸，但对我而言此奖更大的意义在于指出我的摸索并非徒劳无功，并且在职业生涯的中途，鼓励我再接再厉。本届评审选出了四名背景
各异的得奖人，或想藉此指出我们各种不同的贡献，促成了台法两国之间丰富多元的交流。
✵✵
接下来，我想与各位分享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是2008年4月在里昂高等师范学院Kantor剧场，承袭里昂Guignol偶戏传统的Les Zonzons剧团与来自台湾的台原偶戏团联手创作的《戏箱》举行首演。这个充满梦幻诗意的节目以一个大型立体方块作为舞台（戏箱），带有仿如传统日式建筑的糊纸格子拉门，从戏箱内打灯可营造皮影戏的效果。方块的四面恰好配合四幕剧本，每演完一幕就将方块转四分之一圈。《戏箱》结合在法国家喻户晓、老少咸宜的Guignol与台湾的布袋戏，围绕著台法戏偶相遇、相恋的主轴，暗喻两国文化的相识和相知。作为里昂台湾文化周的压轴好戏，这场表演让Kantor剧场的观众如痴如醉。由于剧场爆满，所有的红色绒椅都被高等师范学院的技术人员、教师、园丁、学生、秘书、研究人员以及我们带来的众多儿童所占据，晚到的观众不得不坐在观众席左右两侧的台阶上。大家对于严格禁止占用走道的安全规定视若无睹，学校的警卫也无可奈何，似乎感染了兴高采烈的气氛而丧失了权威。唯有如此神奇的「走马灯」能够破除藩篱，让如同社会缩影的师范学院中通常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同职系、单位和学系的人员齐聚一堂。这是艺术特有的魅力：不分阶级地感动人心。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为善不欲人知的台湾外交官。他在2015年7月读到天下杂志刊登的报导，知道善导寺的王姓师姐、另一位师姐、她们的一两个朋友和我正在筹钱，以便将我不久前「认养」的祖先牌位安奉于善导寺。尽管我从未见过这两位早已作古的祖先，但是看到这块写著「陶于府历代宗亲神位」的牌位孤零零地无人祭拜，我心里非常难过，思量后决定把牌位带回家了。出生于法国的我，怎么可能认了台湾祖先？这可能是不应该做的事、或许是老天爷的安排、也可能是祖先指引的迷魂阵，让我照顾他们孤单的灵魂？谁知道… 无论如何，这一位先生觉得一定要帮忙我达成心愿：把一个异常情况正常化，符合汉文化圈内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祭拜祖先。我认了祖先，更深化了我与台湾的缘分，他大概理解了。
第三个是最近发生的故事。今年夏天之前，在某个英吉利海峡的首都，几个欧洲学者和几个中国国家主席的台湾事务幕僚一起开会。这些幕僚大概都是对自己的理论坚信不疑的人。当然，参加此类会议的人员有保密的义务，不过我还是可以与各位分享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会场上，我们这些欧洲学者都用中文温和地说明两岸关系宜以和平、务实、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在最后一场会谈中，我提到了于1988-2000年总
统任期间被中国政府视为「眼中钉」的李登辉。我问他们在李登辉卸任后，对他的评价是否稍有缓和（我们当然用「总统」两个字形容他们所称的「台湾领导人」）。说真的，其中有一位没说话但稍微点头肯定。由于我曾有幸数度私下采访李登辉先生，我告诉这些幕僚我当面请教过他那个多人大概想问的问题：他对中国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只是上台后才露出真面目？还是因为中国对其政策反应过激而促使他改变立场？我说明当时的李总统在迟疑片刻后告诉我： 「其实，我改变了」。他的确因为中方处理两岸关系的粗暴态度而改变了立场，这个回答令幕僚们大吃一惊。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一名幕僚告诉我，他刚刚才醒悟中国当年可能浪费了一颗宝贵的子弹。李登辉在1988年元月的首次国际记者会上，曾经公布了将在两年内亲访大陆。。
如果上述三个故事是一道谜题的三个线索，谜题的解答当然是我对台湾的挚爱。为此，我将最后几句话献给亲爱的台湾朋友们：一直让我感动的是，你们对我们的友善。与你们沟通的时候，有很顺的感觉，就好像文化交流特别自然，讨论事情也没有臆测。我这么说，不是吹捧，我也在亚洲其他国家有经验，可以做比较。
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看到有外国人很支持台湾就很好奇。不过，这并不非凡或值得被赞美，而只是有基本人道主义的人非做不可的事 — 也就是说，反对那些否定台湾这个国家存在的力量、解构历史的谎言、帮助一个十分支持世界和平的社会。台湾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从未对其他国家造成任何困扰的国家之一，但是台湾每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却都受到极力阻挠。
台湾书法家陈世宪曾经写了我跟他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往基于一份责任感去做事，但能不能只是出于一份爱？」
谢谢大家
第22届台法文化奖获奖者Monsieur Christian RIZZO致词
法国Montpellier-Occitanie国际编舞学院暨国立舞蹈中心总监
（由Montpellier-Occitanie国际编舞学院暨国立舞蹈中心副总监Rostan Chentouf先生代为宣读）
首先谨在此致上最诚挚的歉意。今晚不能亲自与会，我衷心感到遗憾，但是就在副总监代我宣读这篇讲稿的同时，我正在排练即将演出的新作。这部作品将在台湾举行国际首演，更确切而言是在台北，我13年前首次驻村的地方。想不到，一个单纯的驻村计画，能够结下我与台湾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到台北，纯粹是因缘际会所促成。当时我正在寻觅一个远离巴黎的工作空间，以便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我当时在创作方面关注的一些课题。我需要将自己的编舞工作与视觉艺术结合起来。听一个朋友说起台北国际艺术村，我直接向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获得为期两个半月的驻地创作机会。
我还记得首次登上长荣班机时，心里既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将飞往什么样的国度⋯
这段驻村期间的工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准备驻村成果发表，我请主办单位帮我找一位助手（最好会讲法文），协助我展开研究。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影像艺术家江元皓，此后我们联手创作了一系列台法合作的作品（几乎一年一个！）
此外，当时在法国在台协会推动文化交流的施馨媛，也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带领我发掘了台湾知名艺术家或年轻新秀的丰沛创作能量。
这趟首度驻村之旅以及在台北度过的时光，带给我的丰富收获超乎想像。我体验到台湾温暖的人情，抱著好奇心在愉快的气氛中认识了许多人，并且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探索。
在返回巴黎的飞机上，想到这段美好的历程将与我的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公里，我依依不舍地哭了好几回。
下机时，我发誓一定要尽快回到台湾，因为直觉告诉我，有一些虽然模糊但十分重要的元素已深植我心，我不会让它成为过眼云烟。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2005年10月迄今的经历我不在此赘述，但是我有幸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开了课，在台北当代艺术馆举办了两次展览，随后又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展出，为舞蹈空间舞团编舞，拍摄了多部数位影像影片，与国家两厅院合作了三次，不久前又担任台中歌剧院台湾国际艺术节共同策展人。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些合作计画是真正的交流，台法合作方经常互访并在两地展示成果，机动性很高。
我认为这是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流合作的意义所在。
因此，台湾的舞团得以获邀在法国里耳歌剧院、位于图尔宽的Le Fresnoy国立当代艺术中心、安亘湖市立艺术中心、里昂艺术创作国际实验室（Les Subsistances）等地演出，如今更可在我担任总监的Montpellier-Occitanie国立舞蹈中心展现成果。
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法国在台协会与法国文化协会无懈可击的协助和鼎力支持，也是交流计画得以圆满成功的主要助力。
如今，台湾和法国在舞蹈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例如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与位于Pantin的法国国家舞蹈中心合办亚洲舞蹈营，以及国家两厅院与法国凤凰剧院合作等等。我很高兴能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用我自己的方式带动双方合作的风气，让新的合作构想不断萌生。
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取得应有的进展，我的高兴和欣慰确是笔墨难以形容。
获颁台法文化奖令我十分感动，因为此奖表彰了多年来持续发展合作关系的承诺，这些关系迄今依然生机蓬勃。
当然，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凭藉这些关系，我们让可能的梦想成真。
我想与所有曾经帮助我的人分享此项殊荣。多亏了他们，我今天才能写这篇致词稿。我以此文聊表寸心，虽然我知道这与他们的多方协助和友谊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在此特别感谢以下人士（并向被遗漏的朋友致歉）：江元皓、施馨媛、孙平、连台岚、刘姿兰、李惠美、陈志诚、王文仪、平珩、陈柏洁。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段台法情缘不可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
在这个大多数全球合作均集中于经济领域的世界上，推动艺术和创作的合作，将为我们开创更人性化的未来。
祝福台法艺术合作绵延流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