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春天，11岁的吕顺芳第一次听见村里的大人这么议论。
1960年，春荒。粮食的匮乏超出了农民能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有四个孩子，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奶奶算两个整劳力，能从公社获得每人每天六两的稻谷，六两稻碾出米也就四两二钱。母亲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锅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却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总是把碗里难以下咽的野菜挑出来扔掉。吕顺芳的母亲叹气：“全家人的米也不够你吃，只能把你送掉了。”
吕顺芳和弟弟听到这话，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记得，当时她还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
“这是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在吕顺芳述说过去的时候，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4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转乘火车到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妹妹买了一块麻饼，一个人回了宜兴。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从采石场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朝鲜战争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母亲在弥留之际，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女儿吕雅芳。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一定把妹妹找回来，母亲才闭了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但成功者寥寥无几。
吕顺芳创办了寻亲网站，2000年5月，她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她都在南京、无锡、常州、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各省弃儿循例南下，举着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
在孤儿们南下的时候，75岁的吴南生正计划北上去寻找弟弟，他总是梦到两岁的弟弟有气无力喊着：“哥，我饿。”这个梦纠缠了他56年。1960年黄历二月初一，江苏宜兴19岁的吴南生亲手把两岁的弟弟吴闰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这是母亲的决定，目的是为了让小闰生活下去。两天后，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
5万上海孤儿的悲剧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统购统销等错误政策导致了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饥荒，上海及苏锡常等地出现大量弃婴，1960年这些地区的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1960年前后，陈素英是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被送来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福利院登记簿上的“婴儿健康损伤情况”一栏，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正常”，后面则九成都是“瘦弱不堪”。
这些孤儿后来被统称为“上海孤儿”，前后总计五万，他们被送往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直到1964年粮荒缓解才逐渐停息。
不是天灾是人祸
中共将大饥荒描述成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其实这三年风调雨顺，并没有特别的气候异常。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援助100万斤粮食，被毛泽东拒绝。中共对外称没有饥荒，否则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饥荒的真正原因是人祸，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统购统销这些错误政策导致的。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中，1958年搞“大跃进”，提出“大干快上”，“赶超英美”。全中国，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比着放出更耸人听闻的“卫星”：天津新立村报出亩产12万斤；河北徐水1957年亩产才138斤，却报出一年收获12亿斤，粮食多得吃不完，全县成立特大型人民公社，号称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地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
中共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地搜刮。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全面倒退，1960年的粮食产值比1957年减少了1/4，城市日用品供应紧张，很多都需要凭票控制购买。
1958年搞了一年的大跃进已经难以为继，有人开始质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在挑战“三面红旗”，不但不纠错，还更加一意孤行，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呢？
禁止开仓放粮 守着粮库饿死
自古遇到粮荒都要开仓放粮，但中共却让百姓守着粮食饿死。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但并非粮库没粮，而是中共不开仓放粮。1959年11月全国库存量887亿斤，即使1960年4月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有403亿斤库存粮，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农民是守着粮库饿死的。1959年，安徽副省长张凯帆听说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要征购7亿斤。张凯帆十分震惊，他是无为人，知道无为全年产量只能是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就被刮光了，还怎么生活？这时无为已经饿死30万人，张凯帆开仓放粮，救活了50多万百姓，却被毛泽东撤职并判罪入狱，遭其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近2万9千人。
大饥荒中，800万人口的“豫南粮仓”信阳在不到一年时间就饿死100万人！当时信阳的国有粮库有11亿斤粮食，但是不准开仓赈灾。1958年信阳实际产粮30亿斤，省委却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收购不上来就开批斗会。粮食上交了，公社食堂断粮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中共还设卡拦截不准逃荒，几十万人被拦截、收容。有的人饿急了，偷杀牲畜吃，被发现的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几十万人的光山县死绝的就有5647户，“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饿死三、四千万百姓 人吃人有铁证
历史学家余习广从湖南醴陵县当地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到一张举世震惊的照片——大饥荒年代“父食子”照片，成为当时“人相食”的铁证。父亲刘家远被枪毙前站在墙边，手戴着铁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和胡萝卜一起炖。图片是枪毙前给他和儿子遗骸的拍照存盘。
这样的惨剧在多地发生。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报告称，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1961年甘肃省委文件记载：“作案人贫农杨占林全家，挖尸煮吃”、“作案人贫农焦文忠，同社一流产小孩煮吃”、“作案人贫农康杂麦，用斧砍死烧吃”。
大饥荒期间，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不到7000万人口的四川省饿死上千万人，而甘肃通渭的死亡率高达1/3。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父亲就死于大饥荒，他花了大量时间探究真相，他在《墓碑》一书中披露，大饥荒饿死了3600万人，这相当于投下450颗原子弹，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而中共官方认可的数字只有1600～2200万。荷兰史学家冯克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学者宋永毅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历史上只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和灾害才出现过“人吃人”。
销毁证据 没有人性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给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罪证，至今也不承认发生了大饥荒，更不允许揭示真相与评论。当时中共出于政治考虑先保大城市，邓小平曾说：“在王府井死掉一个人，和在山区农村死掉一个人，国际影响一样吗？”
毛的秘书、《大跃进亲历记》的作者李锐评价：“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而毛泽东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说死人是“白喜事”，“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连刘少奇都承认大饥荒是七分人祸，对毛说古代出现“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古代皇帝要下罪己诏向老天忏悔，毛则对侄子毛远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中共杀人如麻，拒不认错，把丧事当喜事办由来已久。
号称“人民至上”的中共在土改、镇反、大饥荒、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有目的地消灭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罪恶累累，它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正如杨继绳所说：“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暴力篡权的中共本身就是西来幽灵，就是红魔与邪恶的化身，它以谎言与暴政维护独裁政权，与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炎黄子孙只有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才能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