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扎克是在2019年12月9日接受病毒学家拉卡尼洛（Vincent Racaniello）采访时讲的这番话。达扎克曾在2014年至2019年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由于长期致力于蝙蝠病毒研究，外媒称石正丽“蝙蝠女”）协调开展了中国各地蝙蝠冠状病毒的调查和编目工作；又从2019年开始，他们又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免疫学教授巴里奇（RalphS.Baric）合作，进行实验室的人源化小鼠冠状病毒和嵌合体的功能增益（GoF）研究。
达扎克表示，研究人员发现萨斯病（SARS）很可能来源于蝙蝠，然后开始寻找更多与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最终找到了100多种冠状病毒。他观察到，一些冠状病毒可以“在实验室里进入人体细胞”，而另一些冠状病毒则可以在“人化小鼠模型”中引起SARS疾病。
这类冠状病毒“无法用治疗性单抗‘抗体’来治疗，也不能用疫苗来预防它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声称他的团队的目标，是试图找到可能导致下一次大流行的“溢出事件”，而这是在武汉公布病毒首例的几周前。
达扎克还透露，功能增益实验的目标，是开发一种针对多种不同类型冠状病毒的泛冠状病毒疫苗。
根据达扎克所说，很明显，就在大流行开始之前，武汉病毒所正在实验室中修改冠状病毒，即可以在实验室里轻易地操纵和编辑这些病毒。他谈到在实验室中将刺突蛋白“插入到另一种病毒的骨干中”。
他还提供了为疫苗而制造嵌合体的证据，他表示，在SARS疫苗的基础上，尝试插入其它相关疾病（的基因），并获得更好的疫苗。
根据达扎克的说法，在大流行开始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在用嵌合体进行功能增益实验，试图制造疫苗。这些实验似乎包括用这些嵌合体感染经过基因改造以表达人类ACE2蛋白的小鼠。
达扎克曾在2015年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前四年发表的题为“评估冠状病毒威胁”演讲中指出，涉及人源化小鼠的实验风险程度最高。为了展示他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密切联系，他还在演讲的最后将实验室列为合作者。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达扎克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获得了37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将这些资金注入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资助开展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一年多后，中共允许世卫专家组调查中共病毒（COVID-19）的来源，达扎克也加入其中，遭到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等科学家的谴责。
两位调查COVID-19的自主搜索小组（DRASTIC）成员，创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国际调查组回答有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50个关键问题。其中包括要求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数据库和实验室记录，这些记录应该可以追溯到20年前，包括查看其安全程序、安全审计报告和安全事故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