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中华民国国军和国防部潜伏的特务一边骗取蒋介石信任，一边把国军的行动计划密报中共，贻误国军的战机。再加上共军玩人海战术，不惜用年轻士兵的血肉之躯铺就他那条抢功夺权之路，所以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的国共三大战役，共产党攻城略地、接连取胜、步步紧逼。
当时，中华民国因为连年战乱，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极度恶化、濒临崩溃。中共瞅准这点，玩命煽动老百姓情绪，挑唆民间对蒋介石和民国政府的不满，几乎煽动到怨恨、仇恨的程度。
此外，共产党还策动、组织大规模所谓“要民主、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进行各种颠覆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就这样，内战夹击下的民国政府风雨飘摇，就算蒋公浑身是铁，也已经无力回天！
眼看内战不可能胜利，蒋介石开始筹划退路。1948年，蒋介石布局退守台湾，等待以后寻找机会反攻大陆。除了把国库的黄金暂时分批转移台湾，蒋公还下令，开始转移重要的文物。这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根基，不能坐等共匪肆意蚕食、挥霍。尤其是文物，那是中国古老文明数千年的浓缩精华，蒋公明白，这些文物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大陆的文物古迹无计其数，尤其那些不可移动文物，只能听天由命。这些文物的结果大多都很惨，文革里边很多国宝级文物遭遇灭顶之灾。比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大禹庙，文革那会就遭到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大禹王的头颅被从颈部，就是脖子根砍断，放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曲阜孔庙也是同样的遭遇：孔子墓被挖，孔子遗骨被示众焚毁，“万世师表”匾额被烧、“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孔子塑像被毁，等等等等，共产党就是这么辱没中国人的祖先。
除了保护文物，蒋公还做了一件事：保护人才！
1948 年12月初，蒋介石下令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由打南京紧急飞往北平，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位组成临时小组，负责筹划“抢救大陆学人”，把他们送往台湾。很快，一份三人共同商定的“抢救”名单出炉。名单上清一色是民国著名的大师级知识界精英。蒋公定了个自愿的原则：选择去台湾，欢迎；选择留在大陆，不阻止。
名单上排第一位的，是著名学者北大校长胡适。胡适的学术造诣和影响力响当当，共产党也盯上他了。中共派出吴晗当说客，游说胡适。
吴晗跟胡适关系很不错。当年吴晗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后来吴晗追随胡适北上，还在胡适推荐下进入清华读书。吴晗念的是清华，可真正受的是北大胡适的栽培。
不过，吴晗和胡适选择的是不同的道路。吴晗毕业后在清华执教，国共内战期间，他哥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跟中共做了交易。这回，吴晗带着中共的任务来招安胡适。他秘密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胡适回答很干脆：“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后来，胡适还托人给吴晗捎过去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共产党来了，没面包也没自由。”
共产党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直接喊话利诱。
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后来回忆说：“那天，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现在不记得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晚上专门给您播了一段广播，劝您别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您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
季羡林接着说：“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远走高飞了！”
1948年12月，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胡适，派专机迎接胡适飞赴南京。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大师陈垣一块走，陈垣没答应。胡适没想到，临到要出门了，小儿子胡思杜也决定不走了，说：“我也没啥风险，就留在北平，不走了”。10年后，胡思杜用上吊自杀为当年这个决定买单。
当时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里，有59位眷恋故土，再加上对中共抱有幻想，决定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亲自指派的“抢救大陆学人”飞机冒着共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在南苑机场等了足足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闲置着。
12月21日，偌大的一架飞机，载着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飞往南京……那些留下来的民国大师们，把自己赌博般地留在了大陆，留给了不远处那场索命的腥风血雨。
时钟快速跳转到1949年。在那个红魔越来越猖狂肆虐的年代，作为中华民国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选择了退隐。
蒋公的退隐，实在是内有苦衷！
1949年初，国共的战局日益恶化，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纷争，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跟中共和谈？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桂系很有势力。桂系大员白崇禧和李宗仁希望跟中共谈判，他们误判局势，认为，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是和谈的障碍，蒋公下野可以解开这个扣。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纷争，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决定暂时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替总统职务，跟中共斡旋。
蒋介石在引退文告里边说：
“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卸下总统大任的蒋介石，终于有了能够休息的机会。老家奉化溪口盼回了这位不寻常的游子，下野后的蒋公在溪口待了足足九十四天。这期间，蒋公走亲访友，甚至还修编了《蒋氏族谱》。
蒋公当时还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所以继续关注国家大局，主持国民党的党内改革。那段时间，大批党政要员纷纷前往溪口拜访蒋公，商讨国事。
不过，口口声声说停战和谈的中共，公然撕破脸皮，戏耍民国政府里那些一厢情愿停战主和的政客们。4月底，共军大举渡过长江，近逼华南、西南国土。眼瞅着国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蒋介石公开发表文章《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呼吁全国军民全力抵抗中共和毛泽东的暴力理念、为追求生存与自由而战。
在这篇檄文里头，蒋介石写道：“更确切地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而是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征服，要把我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
蒋介石紧急成立台北“总裁办公室”，提出国民党改造、保卫大后方的方案；同时，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筹设圆山军官训练团；还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以重要的高层党员为主要委员的“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危急存亡时刻快速凝聚共识的最高决策机关。
7月，蒋介石接受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邀请赴菲律宾访问，跟菲律宾达成协议，共同组建反共远东联盟。
8月，蒋公赴南韩，跟韩国总统李承晚会谈，随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远东联盟的成立计划。蒋公是风尘仆仆、苦心孤诣，努力开创一场别具意义的领导人外交，这场外交的成果，也成为后来东亚反共形势的雏型。
1949年底，在蒋介石完成协助中央政府机构迁移台湾的任务后，不辞辛劳飞往重庆、成都，指挥国军与共军做最后的顽强抵抗。
12月10号，共军逼近成都。蒋介石饱含热泪，挥毫写下悲壮的名句：“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之后，蒋公和长子蒋经国乘飞机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中国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