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人间炼狱!铁流:人为的大饥...

人间炼狱!铁流:人为的大饥荒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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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造成的大面积死亡场景令人不胜唏嘘。(网络图片)

80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待了近二十年。

我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相互谈起当年沙坪劳改农场往事时,仍觉怵悚惊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说,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场景,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

从1959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斤,每天6两。这是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能落实进入肚子里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果胶、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菲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份子,如今已变得穷凶恶极,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

1959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公分粗的乌稍蛇,爬上枯枝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树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之后就上吐下泻差点送了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爬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只见水中蝌蚪、蚂蝗、红钱虫纷纷游游,令我后悔万分。

他还说:最为悲惨的小劳教(社会上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他们饿极了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校来的傅景德带领他们去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傅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

饿极的他们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忘记了。

小劳教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顺手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癞蛤蟆),正喜滋滋地要享用这“美味佳肴”,都被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肥肉,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也许才使他生命延续到1979年改正。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患上了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又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我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多人减为6人。我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年春,我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为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名身强力壮的小犯人进入深山伐木。我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沙沙,出工前就已被我消灭干净。

可幸有傅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给我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躲在灌木丛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我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名小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我们全部撤回五中队。不久,这批小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我埋的。年底,我这个烧炭大组连我只剩下三人。

其他农业大组的小犯人,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本队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犯人,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

卫生所收死人,再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人们都是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犯人叫肖复兴,他爬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根红苕(番薯),被判了七年徒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他说: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与我边说话边倒下的,我再也无法将他唤醒。零下20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我们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铇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铇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种场景令即将入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当自己预感将不久于人世时,纷纷嘱讬好友:“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份上,千万埋深一些。”

沙坪劳教所以万人建场,初多系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成份起些变化并发生大死亡,死者过半,估计五六千人之谱。埋在南瓜山上数百,是一处比较集中的埋葬地,那么多个队,还有大堡作业区,不知领导层有无统计的精确数字。

因死的人太多,又多属草草埋葬,当时数人、十几人共埋一个坑乃是常事,根本无法确定每一位死者所埋葬的确切位置,故医院为应付众多死难者的亲属来此哀悼亲人,就故意找人设置许多假坟包和假墓碑(实际是一些非常粗糙简陋的石块和木牌),以装点门面,上述死者绝大多数均由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虚弱亏损,后出现全身机能极度衰竭,终至倒下。

最后,不知出于何因,四川省的当权者找了个替罪羊,判沙坪劳改农场梁场长监外刑。令人费解的是在文革之初,梁被“三结合”进了“老、中、青”的领导班子。其实,公正地讲,面对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梁场长也罢,吴场长也罢,也根本无力回天,只缘忠实地执行了上面左得出奇的政策,下面也许难免侵吞,克扣,导致雪上加霜罢了。罪魁祸首呼之即出,究竟是谁?大家心知肚明,然迄今仍云里雾里,并未彻底清算。

作者: 铁流
(转自 看中国)
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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