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鸥岛的小鱼塘旁，一早一晚忙于务农，在田里割通菜、番薯叶，再把它们与玉米、稻米做成饲料，喂鸡鸭鹅，”苹果日报昨日（11月26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杨斌现在的生活。
杨斌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很早就有这种田园情结了”，她戏称，自己是被法律耽误半生的农民，“当下的状况，我挺想得开的，做不成事的话就别做，呵呵呵”
杨斌出身于湖南一个小镇上的工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她在1992年来到广东，后来在当地一个县检察院找到了工作。
她从28岁开始办理刑事案件，几年后被提拔到广州市检察院。她在广州做了23年的检察官，是中共司法系统的内部人士。
极具同情心 获民间点赞
杨斌2005年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当时，她在贫困农民工周模英溺死自己孩子的案件中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
周模英当时艰难地抚养着三个孩子，由于付不起医疗费，她在绝望中杀死了自己8个月大的生病的女儿。
“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杨斌当时说。 “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法官判处周模英10年有期徒刑，但杨斌帮她找到一名律师提出上诉，将刑期缩短为6年。 2011年周模英获释时，许多新闻媒体都称赞杨斌非同一般的同情心。但她在体制内却面临着压力，那年，她被调离法庭去做文书工作。
走出体制 为不公发声
做检察官的经历让她对这个制度的缺陷有了深刻的理解。法庭明显偏向警察和检察官，冤案司空见惯。
2013年她发起“天祥关爱”公益行动，用以救助刑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当事人。
2015年，杨斌主动辞职，成为私家律师。她渴望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接收案件的自由。
虽然离开了体制，但她发现其实体制无处不在，仍是无法随心所欲地办案。 “整个社会的收缩、言论控制，以及对言论的打压和控制，非常明显感受到，”她对苹果日报说。
从2016年至2019年，杨斌从未办过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但当她发现案件有问题，利用自媒体写文章为当事人呐喊时，便往往招来司法局、律师协会等部门高度关注。
2019年5月她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关于云南广济村的几十名农民因为获释的农民举办欢迎会，遭当地警方抓捕、定罪，而杨斌在文章中表明，她认为农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久后，她接到司法局及她所服务的律师事务所的来电，要求她删除该文章，但杨斌拒绝妥协，于是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发生的争执。随后，律所通知她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她很快找到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并在今年过年前将申请在北京执业所需资料递交到北京市律师协会，并等待他们的面试通知，但是却如石沉大海。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杨斌曾在网络上签署声援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连署信，呼吁中共政府恢复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名誉。
收留许志永 受牵连
今年2月，中国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许志永为逃避当局的追捕找到她，她视收留许志永为理所当然。在《苹果日报》的专访中，她说：“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因为倡导官员财产公开、平权被抓过也坐过牢，但他找我的时候，他已经出狱了，他是正常的普通公民，在我这里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6日，杨斌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她跟许志永并没有很多的交情，但她知道他，也知道他做的事情，内心对他保有一份尊敬。 “当他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逃犯。从我的内心来讲，我自己本身也是搞法律的人，如果许志永在我这被抓了，我也不可能构成犯罪。”
据媒体早前报道，她收留许志永数日后，二十多名来自北京与广东的警察来到她家，将许志永带走，同时也将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羁押讯问，过了20多个小时后才获释。
由于北京律协作梗，她一直没能办理好去北京执业的手续。 8月中，广东省司法厅声称，因为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后便未与律师事务所续签合同，所以注销她的律师证。
“很多人看到这个体制的强大，我只看到它的脆弱。”杨斌曾对纽约时报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