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错解天象，千古痛伤（1）
前面通过荧惑守氐、守太微、守房三种天象，展现了 “天人合一”的精妙——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细致地解读过。这一章，我们开始讲述金星的一种天象：太白昼见。
公元1004年12月15日上午，发生了太白昼见的天象。这次天象对应的历史，就是后世熟知的“澶渊之盟”。史书记载得比较详细，所以历代史家都认为讲述得很详尽了，以至讲不出什么新意来了——但是，其中的三次天象记录却含混不清，历史上也一直在回避这三次天象的解读——那才是最关键的天意所在！
前面说过，天象文化在唐朝走向巅峰之后就失传了，天象绝学又回到了道家的系代单传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北宋天象官对天象的频频错解。正是这些错解，导致了宋真宗的决策失误，逆天意而行，铸成了北宋的千古遗憾，却成就了辽国的丰功伟业！
“澶渊之盟”堪称中华历史的拐点，开创了宋辽120多年的和平发展。尽管后代赞美者居多，实际那也只是“50分”的结果——假如当时能有高人正解天象，笃信天意的宋真宗是完全有可能顺天意而为，从而开创“100分”的辉煌，那样不但能开创更灿烂的和平盛世，还能跻身千古明君之列，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下面，我们就以这三次天象为重点，揭开那段熟悉的历史中扑朔迷离的真机所在。
1. 太白昼见，北宋骇然
北宋景德元年十一月初一（1004年12月15日），太白金星在大白天骤然闪亮，天下一片惊慌。
太白昼见，是一个最简单的、当时人人都能理解的天象。
《史记‧天官书》：“（太白）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汉书‧天文志》：“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乙巳占》：“太白昼见，为兵丧，为不臣更王，强国弱，弱国强。”
《史记》、《汉书》是学者的必修课。上面太白昼见的几种天象意义，具体到当时到底是哪一种含义呢？在古代需要占卜来确定。但是不管哪一个意义，都把凶险指向了当时的华夏天子宋真宗。
北宋国都东京汴梁（开封），皇宫之中，三十七岁的宋真宗赵恒焦头烂额，如坐针毡。宋景德元年闰九月初八（1004年10月24日），契丹[1]国母萧太后和国君耶律隆绪亲率20万大军御驾亲征，已经打下了祁州（今河北保定安国）。幽燕正面战场上，尽管传来不少捷报，但都是守城的防御胜利，凡是出战的都败了。
别看北宋前期战功卓著，灭了南方列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但是对契丹的战争就没怎么赢过。真宗的父亲宋太宗赵光义，25年前（979年）亲征北方，欲一举收复幽云各州，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惨败，太宗中箭堕马，化装成百姓坐上驴车才逃得性命。18年前（986年），三路大军北伐，西路、中路军连胜，东路主力军大败，坐镇京城遥控指挥的太宗，急令全军裹挟百姓撤退，结果被契丹军各个击破，还丢掉了易州。西路军的名将杨业孤军抗敌，重伤被俘，绝食殉国。契丹大军乘胜南下，大败宋军于望都（今河北望都）、瀛州（今河北河间）次年又攻克深州（今河北深州）、祁州。宋军士气低落，从此就开始全面转入防守。
随后契丹年年入侵劫掠，去年（1003年）还侵略望都。朝廷最重要的依靠，就是杨业之子杨延昭，自从杨延昭镇守三关[2]以来，威震敌胆，局部捷报频传。但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契丹率倾国之兵伐宋，绕过三关，20万大军南侵，长驱直入，快打到黄河边了。真过了黄河，那就直逼汴京了。
尽管真宗早就得到情报，事先就做了准备，但是，还是没想到契丹的攻势如此生猛。当时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王钦若密请真宗到金陵（今江苏南京）避难，枢密院的陈尧叟请真宗去成都。真宗向宰相寇准征求“南巡”之谋，寇准当众说：“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斩！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如果陛下御驾亲征，大敌自当败逃。契丹如果不逃，我们就出奇兵扰乱他们的部署，固城坚守使敌人疲惫，以逸待劳，胜算必在我方。怎能丢弃祖宗社稷？远逃江南或者蜀地？”[3] 王钦若当众出丑，由此和寇准结怨。
后来真宗的主心骨、首席宰相毕士安力挺寇准，真宗只好勉强决定了。安排亲征具体事宜之际，却出现了太白昼见的凶险天象——举朝惊慌！
2. 太白昼见与太白经天
在宫廷氛围中长大的真宗，本来就胆小，看到太白昼见的天象，更害怕了。他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这个天象的结束——何时结束？万一持续到中午，就太可怕了！
因为如果大中午还能看见太白金星，那就有一个更恐怖的名称：“太白经天”，它比太白昼见还要凶险。《汉书‧天文志》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太白昼见，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这是两种凶险是有区别的。
不了解这个天象的现代人，会笑话古人愚昧迷信，其实现代科学对“太白昼见、经天”的解释都是错的，经不起深入推敲[4]。这个天象的最确切的意义，由美国前总统林肯之死做出了证实。
令宋真宗庆幸的是，中午之前，金星隐去——天象不是最凶险的太白经天，而是昼见。那么，“太白昼见，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到底是哪种天意呢？真宗在焦急地等待着司天监的到来。
3. 天象出“歧义”，错解促亲征
司天监，那是北宋朝廷天象官的首脑。观测天象、预报天象、解读天意、占卜天机，向皇帝传达天意，辅助大事的决策，是司天监的职责。解读这次天象，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司天监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两种结果，记在了史料中：
（1）女主昌：女主崛起、昌盛。
（2）大臣亡：这里的“大臣”，不是现代汉语的“大臣”，“大”、“臣”在古代是两个词，是很大的臣子的意思，显然喻指宰相。
这两个结果哪个也不吉利，最好也只是真宗免于性命之忧而已。究竟是哪个意思呢？“女主昌”显然应验到辽国实权在握的女主萧太后身上，这次她亲率20万大军南征，天象如此，显然利萧太后不利宋真宗——假如真是这样，不是预示真宗亲征会大败么？宋真宗还不如宋太宗，根本不会打仗，天意这样警告，那还去什么呢？
当时正宰相毕士安得了重病，他力挺寇准说：“我留下来应验这个太白昼见的预言，塞住这个天谴，陛下就和这个天象无关了，你只管保著陛下亲征吧。”正是这样的坚定不移，才没有让真宗打退堂鼓。
其实，司天监这次占卜天象，整体是错的！占卜本来就是在天象的几种天意中，决定一种，他却凭空生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宰相亡——大道修行的人都知道，太白昼见根本就没有这层意思！那么，司天监是怎么卜出了两种结果呢？
就像现在有人抽签，抽个下下签，不算；再抽一次；又抽了中下签，又不算；再抽一次，非得抽个好签才心安理得——这是自欺欺人。懂行的人知道：以第一签为准，再卜就是不信神、亵渎神灵了。当年司天监也是这样，第一次占卜的结果“女主昌”，把他吓著了，这不利天子的结果可别惹祸啊！再卜一次吧！就卜出了“宰相亡”的新结果。到底是哪个？司天监都说不清。
也许有人说第二次占卜的结果“宰相亡”不是也实现了么？毕士安不是后来真病死了么？其实没实现——真要是实现，“应该”是毕士安先死，塞住天谴，然后澶渊之盟成功退敌，这才叫应验天谴。实际上，毕士安很快病好了，还亲自去澶州前线朝见真宗[5]，他是在澶渊定盟近一年，才病逝的[6]。毕士安后来病死是寿终正寝，和太白昼见天象毫无关系！
但正是司天监的这个误解，“嫁祸于宰相”，宋真宗才稍稍消减了对“女主昌”的恐惧，磨磨蹭蹭地走上了亲征之路。
4.“日晕抱珥”天象奇，抽丝剥茧问真机
《宋史‧真宗纪》随后记载：
“十一月庚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真宗一行北上，开赴澶渊前线。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天象：‘日晕抱珥’。司天占卜后说‘日晕抱珥，中间有黄气充塞，天象昭示：宜不战而却’。[7]
“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1月6日），驻跸韦城县（今河南省滑县东南部）。甲戌（1月7日），天气极其寒冷，给真宗进献貂帽毳裘……”[8]
当时的“日晕抱珥”到底是个什么天象？没说。发生在哪一天？没说。严谨的判断，只能是发生在1月3日～1月6日之间。也难怪这么简略记述的天象，一直都被后世学者所回避。
这个历来被忽视的天象，在真宗心理上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个天象是一个极为精准的预言，含义极其深刻，可是司天监水准不行、占卜更不行，最表面都理解错了，真宗随之错解。后人或者不理解，或者一直错下去了。其实，自1004年太白昼见这个天象开始，整个宋朝的天象解读，基本都不对，读到后面大家就明白了。
也正是因为司天监完全错误的解读，忤逆了天意，直接注定了宋真宗的战略错误。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破解这个奇特天象的玄机。
日晕与幻日
日晕就是太阳周围有一个类似淡虹彩的硕大的光圈，这是高空云层中含有大量冰晶，形成的大气光学现象，算不上天象。日晕多出现在春夏季节，在南方亚热带也有出现，民间有“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的谚语。
而在寒冷的南北极，由于气温更低，云层中有冰晶更多，会造成“幻日”的折射现象，天空中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太阳。这在南北极时有出现，算不上什么天象，但是，如果在温暖地区出现，因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那就是一种天象了，比如下图。
日晕背珥
比“日并出、并照”天象更常见的是日珥。天象学中的日珥，是指日晕旁边像过去的头饰中“缨珥”的光亮部位。而今天象学失传，现代科学都把日珥称作“幻日”。其实图4-4那样有明显的两个圆形的太阳，才是幻日。幻日和日珥是不同意义的天象。
图4-5中的日晕，是双晕，注意外边还有一个大光圈，照片没有拍摄全，这在天象学上叫做“日晕再重”。第一层日晕上面的像帽子一样的光影，叫做“冠”。第二层日晕上方，背离太阳的短弧形光影，叫做“背气”，更多的时候，背气出现在第一层日晕的位置。如果短弧形光影朝向太阳，就叫做“抱气”。所以，图4-5的天象，整体可称为“日晕背珥”。
这个“日晕背珥”和上面的“两日并照”，是9天之内的事，都是有天象学意义的，准确地预言了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大事件，后面的当代篇会讲到。
日晕、并照（幻日）、日珥、背气、抱气等等，都是不同的大气折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定的形状，而且有不同的预示意义呢？这就完全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认知范围了。
日晕抱珥，何时？双珥？
《宋史‧真宗纪》记载的日晕抱珥天象，时间只能锁定在十一月庚午～癸酉日（1005年1月3日～6日）之间，也不知道是几珥展现——但是，深入解读，可以还原真相。
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都知道，冬天太阳有日晕同时出现双耳，民间俗称“太阳俩耳朵，天寒打哆嗦”，当天气温就会骤然下降，出现极寒，一般气温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以下，这是云层冰晶不多（与南北极相比），造成折射角度不大，光影重叠而出双耳。
再看《宋史‧真宗纪》：“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1005年1月6日），进驻韦城县。甲戌（二十四日， 1月7日），极其寒冷，给真宗进献貂帽毳裘……”，由此，根据酷寒，可以判定为“双珥”，而且发生在1月6日的下午。
为什么判定为1月6日？因为如果6日前发生的日晕抱珥，降温就会在6日，而不是7日。
为什么判定为6日下午？根据上面民间经验“太阳俩耳朵，天寒打哆嗦”来推断：假如是6日上午出现，下午就会极寒，下午赶路中的宋真宗一行都能感觉到，但史料记载的是次日极寒冷；如果6日下午出现，晚上和次日会极寒，因为隆冬的傍晚夜间本来就应该冷，那时真宗一行已经进驻韦城县驿馆了，不会觉得骤冷，但是次日能感到酷寒，这和史料记载的“甲戌日极寒”是吻合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史料的记述和深入剖析，大体上绘制当时的“日晕抱珥”天象示意图了。下图是在现有图的基础上PS出来的（原图断缺不全）。
抽丝剥茧地还原出这个天象，我们就可以展示它蕴含的精妙天意了。（未完，待续）
注释：
[1]辽国原名契丹，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947年定国号为辽，983年复名契丹，1066年又改为辽，1125年被金国所灭。至今欧洲的俄罗斯等国家称中国的发音，还是源自“契丹”一词。如今 “契丹”与“辽”通用。
[2]北宋三关，一般指瓦桥关（河北保定市雄县）、益津关（廊坊市霸州）、淤口关（霸州），是北宋防备契丹的边境要隘。民间传说杨六郎（杨延昭）镇守三关，其实杨延昭防卫的边关很多，不只这三关，山西的雁门关也驻防过。
[3]清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
[4]现代科学曾把“太白昼见、经天”天象，用科学的语言解释为“金星凌日”、“金星大距”、“大气透明度高”，这都是禁不起深入推敲的，自相矛盾的。就用最经典的“大气更透明，所以大白天能见金星”来说，如果真是这个原因，太阳亮度会更大，更亮的金星，会同样淹没在更强烈的日光下。
“太白昼见、经天”天象真正的机制，我们在《遥视历史问天机》第五部《太白经天 秦王加冕》中有详细的阐述。
[5] 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1005年1月26日，因病留在京城的宰相毕士安来到澶州朝见真宗，次日真宗离开澶州回京。
原文：“癸巳（十二月十四1005年1月26日），大宴于行宫。宰臣毕士安先以疾留京师，是日来朝……甲午（十二月十五1005年1月27日），车驾发澶州。”
[6]毕士安病逝于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初十（11月14日），享年六十八岁。
[7]《长编》：“（十一月庚午）车驾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比正史的本纪多了“有和解之象”。清朝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照此抄录。
本文以《宋史‧真宗纪》为准，不采信《长编》冒然出现的“有和解之象”，理由有三
<1> 李焘在这里有双重标准的价值取向。尽管李焘被认为是严谨的史学家，他写《长编》傍采家集，不遗野史，“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但毕竟在判断真伪中有历史的局限性。《长编》对正史记载的十一月初一“太白昼见”的史料完全丢弃，表明他对天象史料的判定，并不公正，有很强的倾向性（因为这次太白昼见天象的人间意义，过去粗浅地认为没有实现），所以在日晕抱珥的天象上，也难以相信李焘的公允。
<2>“宜不战而却”与“和解之象”相矛盾。既然有“和解之吉象”，为什么还要退却逃跑呢？
<3> 《长编》的“有和解之象”是泛泛之谈，没实质内容。很有拿后来的“澶渊议和”成功的结果，来附会天象之嫌。
<4> 如果当时真有“和解之说”，真宗就不会那么害怕了。而实质上，真宗很害怕，不但停留，还重新拿出南逃计划，跟寇准商量。
由此可见《长编》收录的“日抱珥，有和解之象”，在逻辑上不通，很可能是后来附会的传闻。
[8]《宋史‧真宗纪》：（十一月）庚午，车驾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癸酉，驻跸韦城县。甲戌，寒甚，左右进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作者：古金
（转自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