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上）
在《第66章 水守斗牛金守牛，土改镇反杀未休》中，我们对比了1942年、1950年的金星守牛的天象，展现了这两次天劫相同的实质因素和内在因果，特别指出1950年中共镇压反革命，是钻天象的空子，而且当年天象的劫数本在吴越地区，被中共泛滥全国，那次逆天招来的天谴报应，来得非常快。
这里先声明一点，笔者无意于给谁正名，而是为了拨开迷雾，展现历史的真容，只有深入真相的实质，对比天象，才能充分展现给后世的深入警示，大家也自然明白，为什么1958年开始的大劫，会落在广大农民身上。
1. 天象循环，因果互见
1958年三大天象：金星逆行守牛，水星顺守斗、逆守尾，四星聚，交织在一起，成了华夏的大劫。我们先分开讲解，再汇聚探究，这样会减少纷扰。
金星逆行守牛的天象，根源可追溯到1950年相同的天象中。
1950年中共逆天而为，向人民开战大肆杀戮，招来的天谴，本章聚焦在两个层面。
在天子层面，作为1950年镇反、土改运动的发动者、督导者、推动者的红朝开国天子毛泽东，将被上天削掉天子权柄。《乙巳占》中说，金星守牛的天意之一是分野国的政权易主，而1950年天定的吴越之劫和吴越的政权易主，中共做成了全国性的屠杀，那么相应的全国政权，也将被易主。在人间的表现是，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当选为国家主席，天子易主。当然这是一个渐进过程，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开始放权；1957年底，毛访问前苏联时，向苏共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到1958年大跃进时，基本全面放权。
在百姓层面，是中共大跃进、大抢粮、基本不救济，造成3～4年大饥荒，中共谎称“三年自然灾害”。
“中共党魁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制定者、大跃进的发起者，必须为饿死数千万人负责。”——这个观点，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常识，貌似板上钉钉，却背离真相。
还原历史真相，大家能从事实、天象、天理中看到：饿死4000万人的大罪，主要责任还真算不到毛的头上。是很多人想撇清自己，让毛一人替大家背黑锅，成功误导了大众。
可能有读者会反驳：“怎么可能？那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
其实，盲人摸象的道理，大家都懂，人经历过的历史，他只能了解他经历的小小局部，看不到全局。比如，人们都是从西方大预言《诸世纪》中说的“1999年7月的大劫”中走过来的，中国最著名的大预言《推背图》中预示的这段历史是“九十九年成大错”，在这场劫数中，太多的人被谎言误导，错都不知道怎么错的。后面会深入剖析1999年的天人之际，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下面就在逐步展开那些已经公开的、大家都能检索到的，但是被边缘化了的史实，展现大跃进的真实轮廓。
2. 58年大跃进的基础，虚假的连年大丰收
大跃进的基础，是中共建立红朝之后的连年“大丰收”，可惜，除了初期的丰产，后期靠的是名征实抢和造假。
1949～1952：土改运动，土匪式的致富
1949～1952年，大陆农业确实普遍丰收，这是“土改运动”杀鸡取卵造成的暂时现象。中共裹挟广大农民，大肆杀地主、杀乡绅，剥夺他们财产、土地，把土地和部分粮食分给贫下中农，农民以为有了自己的土地，干劲儿大，种粮致富造成了暂时的丰收。
这是掠夺式的致富，得的是不义之财，逞一时之乐，不会长久。人人被卷入运动，站队在中共一边背上血债，必然要偿还。
1952～1953：农村合作化，农民农奴化
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就逐步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由，成为集体所有制，交公了。1951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恐怖开始笼罩农村，谁敢不自愿参加合作社？关起来，再反对，打！再不响应就成了坏分子、人民公敌了。结果农民都“自愿”交出了土地。
农民的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除了劳动，不准流动，连外出都要申请、开介绍信，否则就是盲流随时可被抓捕判刑。农民失去土地又被彻底束缚在土地上，开始成为农奴。
1953：统购统销的制定，邓小平的宿命
1953年10月1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起草制定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就是“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简称统购；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统购与“征收粮食”不同。征粮是无偿交给中共的，中央的公粮比例是总产量的17%，地方政府附加公粮为15%，合为32%，因为毛泽东说过：“只要征购不超过产量的1/3，农民一般不会造反。”但是，这只是文字上不超过1/3，实际会超过，因为总量不是“实际产量”，而是拍脑袋的“预定产量”，即按前一年产量加上设想的“连年增产丰收”，来年无论收成多少，都按这个高指标无偿征粮。
统购是收购粮食，即农民留下口粮后，余粮必须低价卖给中共政府。统销，是声称在农民缺粮时节，可以到政府供销社买“平价粮”，以渡过饥荒。
乍一听不错，卖出去省得粮食发霉了，不够吃再买回来。就像《第39章 五星连珠强国梦，变法逆天悔成空》说的王安石变法一样，乍一听新法不错，深入分析是严重剥削，执行起来要吃人的！因为农民留多少口粮，被严格控制，是仅仅够一家人一年生存的最低标准。实际执行中，干部带着民兵入户搜查，明抢，结果农民在平时还不敢吃饱饭的情况下，每年还要断粮3、4个月，靠吃野菜等渡荒。这在著名学者周鲸文[1]的《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真面貌》一书中有详细介绍。
控制了口粮，中共就控制了全体农民的命。过去的农奴尚能吃饱饭，常年在饥饿中被中共严重压榨的广大农民，却被自称“翻身当家做主人”。
统购统销的范围，后来从粮食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用油等，农村的自由市场被取消了，私下交易成了黑市。人们只能到政府的供销社买东西，还要限量、凭票，物资贫乏，社会萧条。
大家看看，邓小平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表面文章和实际效果，和王安石变法像不像？很像。其实，邓小平的前世，正是北宋当时的改革家王安石。这也是历史的宿命。前面讲过：北宋的旧运程中，在五星连珠天象下北宋大一统的盛世，天象注定的王安石的辉煌，都被祖上（宋太宗）的逆天大罪给毁掉了。天道是公平的，历史会再给王安石一次开启盛世的机会，不过得先让他在历史的教训中清醒过来，于是先重演历史，重蹈覆辙。
1953～1957：一五年计划，虚假的农业大丰收
中共称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产3.7%。
深入看，这又是玩数字骗局。1954年，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广东省超额从农民手中统一收购7亿斤粮食，大丰收谁怕多征购？可是当年广东全省缺粮成灾，何来大丰收？
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农业税秋征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中说：“去年全国竟有15个省市没有完成任务……而且公粮尾欠数字大于往年。今年夏季丰收的省份中，也有的没有完成夏征任务。”
“公粮尾欠数字大于往年”也就是说年年拖欠，“夏季丰收的省份也有的没完成夏征”，也就是说：其一：还有一些没有丰收的省份；其二：丰收有水分，所以完不成征粮任务，在竞相以“丰收政绩”邀功请赏的年代，如果真“丰收”了，怎么完不成任务？
从近年来解密的资料看，中央内务部统计（并不全面）的春荒数据：1955年全国逃荒的农民已经是1953年的3.5倍，是1954年的2.5倍，1953年非正常死亡（春荒饿死）263人，1954年475人，1955年1477人，1956年10012人，连年暴增。这些都在给一五期间“农业大丰收”打脸。
在虚假的农业大丰收的基础上，中共开始了大跃进。
3. 老毛大跃进，部下争激进
刘周反冒进，老毛反反冒进
中共在一五期间片面追求高速发展，不懂综合平衡，层层追求成绩，抬高各项生产指标，冒进的结果，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社会经济混乱，市场紧张的局面，遭到民主人士的尖锐批评。乱局之下，主抓经济的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开始“反冒进”，1957年的工业发展速度降至10%，被毛批评。
“冒进”是贬义词，毛要“反‘反冒进’”，是更冒进，更贬义，不好听。周恩来于是向毛提出：谭震林提出的‘跃进’很好。毛一拍即合，从此要大跃进，刘、周只得先左转，跟进。
党魁云集苏联，老毛放出豪言
1957年11月，苏共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共产阵营的各国魁首聚集莫斯科，苏共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称：“和平竞赛，苏联15年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斟酌再三喊出了“中国的钢产量5年后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赶超英国”的壮语。
老大一放口，部下竞风流
毛的豪言，并非狂热。事实上中共钢产量超过英国是1975年，用了18年。如果中共不瞎折腾走弯路的话，15年钢产量超英是必然的。但是，毛的豪言激起了部下的狂热，最后“感染”得毛也“发烧”。
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4月14日，国家经委上报1958年计划钢产量711万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毛信以为真，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提出“超英赶美”：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五年之内，钢产量要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
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纲要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超英”的时间缩短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泽东签字的报告定为“两年钢产量超过英国”。
4. 毛泽东与部下的权力制衡
刘少奇挺毛得帝位
没统领过军队的刘少奇没有战功，自然驾驭不了毛的开国武将们，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他接班呢？
因为毛认为刘是最忠实、最不会也没有能力反毛的。刘少奇在1935年红军败逃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开始力挺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又大张旗鼓地推抬“毛泽东思想”，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高呼毛泽东万岁，神化毛，而且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遗余力地帮毛整人，帮毛树立了绝对的权威，由此深得毛的赏识，被毛提拔为副主席，地位高于资格最老的周恩来。
具体做事，君命有所不受
毛泽东爱做总指挥，让手下去做具体的事，他做宏观指导。不过毛确实有时候瞎指挥。在《第62章 为谁扛罪遭迫害？忍辱成道天机开》中讲过：1946年国共内战时，林彪初战东北，毛不断下令让林彪死守四平，林彪最终抗命逃跑，如果听毛的，林彪就被孙立人全歼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兵法》这个基本常识谁都懂，部下对毛的命令不是都听，部下实在不听，毛也没办法。
和一群手下意见对立，也有最终证明毛正确的时候。如1948年国共决战东北，打辽沈战役，毛命令林彪冒险打锦州，林彪不敢也不情愿，执意先打长春，围困长春4个多月也没打下来，最后听了毛的，打锦州掐住东北的咽喉，全盘大胜。
老毛还有时候做甩手掌柜。1948年的淮海战役（民国称为“徐蚌会战”）， 毛放手不干涉，粟裕、邓小平等人指挥，大胜。
邓小平等人习惯于自己独断办具体的事，主席不用操心、等“好消息”就行了。大家都忙于国事，谁愿意隔三岔五就被毛叫去开大会纠偏，难道我们都是笨蛋？烦不烦？
5. 征粮之争，谁菅人命
毛自以为始终抓着最终决策权，当他判断手下要捅篓子，或者违背他的意图时候，一定要向下插手。
中共政策严酷，农民不得温饱
压榨农民口粮的事，中共各级都知情，就是不让农民吃饱饭。
1952年，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在对华北的调查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3年中共开始额外统购、强买农民的“余粮”，是中央相信农民完全可以“吃少，吃粗，吃稀”，挤出口粮给国家。首次统购，毛泽东一再强调可以摊派，但要合理，数字不要太大。结果1953年度统购825亿斤粮食。
1954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严重水灾，许多粮食产区严重减产，中央不但不救济，反而把征购任务提高到了868亿斤，其中向灾区增加指标20亿斤，最后全国征购达895亿斤，占当年全国粮食产量3420亿斤的26%！加上中央和地方无偿征收公粮的至少32%，农民至少59%的粮食被中共剥夺走了，比中共宣传的“吃人的封建社会、黑暗的旧社会”，可黑暗太多了。
统购统销实行伊始，各地抗争闹出人命的事此起彼伏，中央认为是地方干部粗暴所致，同时认定农民自私，而政策无误，当时中共高干却个个过着奢侈的生活，中央玩女人成风。
老毛插手，手下不服
1955年严重春荒（1954年中共征粮、强购过度），上报饿死1477人。在粮食高度紧张，社会极度恐慌的情况下，中央的统购计划竟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50亿斤，遭到了各地政府的反对，后来降到900亿斤的高指标，中共竟然发布文件：“中央认为这个指标是适当的。一定要看到，确定本年度征购九○○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
1955年5月中旬，毛泽东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写给他的信中，发现粮食征购出了问题。由于基层瞒上欺下，毛只好派警卫团的战士回家乡调查。看了调查结果，毛当面批评陈云：1954年多征了70亿斤粮食，把统购统销的名声搞坏了。
陈云等人却没有认错，不经毛的同意，把1955年度的统购的指标，在大会上直接宣布降到864.5亿斤。毛坚决不同意，要压到800亿斤，最多820。经过反复交涉，双方妥协到830.37亿斤，“三年不变”。
由此能看出：毛当时并没有达到一言堂的程度，他也受部下的制约。部下独立自主，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如果毛没发现的话，就把毛绕过去了。
徭役赋税，历史之最
这里并不是说毛如何为民着想，其实就算是按照毛的800亿斤统购指标，也是残酷剥削。中国历史上有极端的高税收，如春秋时期齐景公曾收过粮食总产的2/3，西晋时征收过70%，那是极其个别的恶政时代，中共抗美援朝时期，征粮也曾大幅度提高，我们不考虑这些不正常时期。就说一般的税收。西汉前期轻徭薄赋，文景之治征收比例是1/15，实际征收减半为1/30，天下晏然。春秋时期的名相管仲提出：“民食十五之谷”，即赋税比例为5/10。曹操在战争屯田时征税比例是50%，而且免徭役，地方百姓是否参加屯田，完全自愿。50%已经是过去很高的税收了。
遇到灾年，过去基本都要减免赋税，还要救济，而中共在1954年全国范围的水灾之年，征收、强购比例超过59%！毛泽东最后认可的统购830.37亿斤，也只是降低2%而已，仍然是疯狂压榨。别忘了，中央还要强行让农民修水利、建工程等等，相当于过去极为繁重的徭役，残酷为古今之最。
6. 退居二线，意外失权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自己保留着中共主席和军委主席两个大权，以为自己还是老大，大事还得自己拍板，殊不知这是上应天象，因1950年发动镇反、土改，逆天屠杀泛滥而得天谴，天定他失去帝位。
刘少奇、周恩来在渐渐掌握各项实权之际，为下面的人向毛泽东进献美女大开绿灯，让毛在奢华和享受中，只做精神领袖，把军委主席、中共主席也做成管不了事、管不了人的空头司令。
有人可能问了：“中共军委主席不是掌握国家的实权么？”注意：军委主席有实权，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在邓以前不是这样，不然，军委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精神领域入手、靠红卫兵一步步夺回权力呢？
多次指示猛讲理，老毛说话没人理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现在报纸报道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2]
1958年4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专门指示吴冷西：“……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注：当时任中宣部部长），并报中央书记处（注：当时书记处第一书记是邓小平）。”
后来吴冷西找陆定一传达指示，陆定一竟然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2]
结果怎么样？媒体已经掌控在刘少奇副主席手里，根本不理“二线老毛”那一套，频频报道“一线刘副主席”在各地的考察，全国浮夸。
刘周昏头大跃进，浮夸高产害国人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被毛斥责为“穷过渡”）
1958年7月14～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到3～5万斤的玉米，3～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1.5万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刘副主席的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斤、几千斤的试验田招牌，改成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说：1958年8月，刘副主席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考察，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3]
9月10～11日，刘少奇把徐水县定为“共产主义试点公社”后，亲自去视察，当听到当地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刘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4]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视察江苏，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7. 老毛频警告，次次皆无效
第一次郑州会议
为了纠正全国的“共产风”，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
11月6日，吴冷西和毛的秘书田家英向毛汇报他们在河南修武县调查的情况。委婉地说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注：定下大炼钢铁的国策）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注：上山开铁矿、炼焦炭、伐木，炼钢铁不能在田间耕地里），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2]
结果依然无效。
武昌会议
同年11月21～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8月17日的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
结果还是无效。1959年2月，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发现“共产风”相当严重。
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7日开始，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上，毛痛批道：“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当时谁反对刘少奇的‘共产风’，就被刘掌控的干部队伍批判为右倾)，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会议结束的3月5日，毛生气地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8. 庐山会议，逆转谜中见天机
1959年7月2日～8月1日的庐山会议，是大跃进中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的历史事实记录，非常清楚，但是因为毛意外反转，迷惑了很多人，以至于很多人经历了这段历史，或者通读了这段历史，也看不到深层的实质，因为天机在过去是不能直接示人的。
毛一反常态，判若两人
庐山会议的费解之处，就在毛身上。毛召开庐山会议，本意是在前面几次“纠左”无果的情况下，开大会继续纠正刘少奇直接领导下的政府犯的“共产风”、“浮夸风”等极左错误，改进工作，更好地大跃进。
庐山会议的第二天，7月3日，毛泽东还对赵紫阳在广东省从化县（今广州市从化区）的调查报告批示道：“……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
可是11天后，当彭德怀私下上万言书给毛泽东，详细指出大跃进的错误时，毛一反常态，变得极左，把彭德怀和同意彭的意见者，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全面护左。
为什么毛泽东前后判若两人？有人说是彭德怀触动了毛的权威和自尊，说毛晚年糊涂骄横，不让人说不。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局部视角的解释而已。
试想，最触动毛权威和自尊的是刘少奇，前文说过，为了纠正刘少奇的极左，毛多次开高级领导人会议，细细讲理，结果都没人理，各级干部继续极左跟定刘少奇，气得毛泽东说自己说话“等于放屁！”毛一次次在全国干部面前碰壁，已经威信扫地，为什么毛不趁机整3个月前刚当选为国家主席、羽翼未丰的刘少奇？毛当时还是中共主席、军委主席，在那个绝佳时机，完全可以做到啊。
而彭德怀很给毛面子，彭认为不宜在小组公开讨论，私下给毛写万言书。为什么毛却突然从应该整治极左的刘少奇，变成要维护屡屡打他脸的刘少奇，甚至比“刘少奇”还“刘少奇”了呢？
金星守牛魔咒下，谁当老大谁犯傻
大家可记得《第48章 1942：毁佛遭天谴，惨死野人山》中讲到缅甸战场前期的一个奇怪现象，缅甸的盟军，谁当老大谁犯傻，亚历山大、史迪威、杜聿明，相继犯傻，把远征军推向大败，而亚历山大、史迪威不当老大的时候，就清醒了，当老大的杜聿明一直犯傻下去，把远征军推向了惨死之路。因为当时的天象是金星守牛宿，妖言祸乱，盟军主帅的思维被撒旦干扰控制，特别是杜聿明，肉身易主，判若两人，从一个大英雄，变成了害人祸国的小人，使出的毒手，超人地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