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下）
前面两章，我们在金星逆行守牛、水星顺行守斗逆行守尾两大天象下，展现了1958年大劫的真实轮廓。这一章讲述当年第3大天象：四星聚。深问天机，一些谜团的答案和对当世的深重警醒，自然展现出来。
15. 公社食堂，吃人的魔网
1958年刘少奇首创人民公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后，在农村铺开，也一度在一些城市出现，先后有一千多个城市人民公社[1]。城市公社没有泛滥成灾、没有饿死人，并不是因为城市人民对“共产风”、“公共食堂”的抵制比农村强，而是因为中共没有敢用对农民的残暴手段，来对付城市人。
吃饭不要钱，妖言上下骗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初，大刮“共产风”， 逼农民“自愿”入食堂，然后抢走农民口粮，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随便吃”，体现“新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吃饭不要钱？当时“一平二调”，“一平”是绝对平均主义，干不干活，都能吃饭；“二调”是无偿调拨农民个人财产，不但粮食禽畜被无偿调拨走，房子、家具、农具、牲畜、鱼、现金，甚至棺材、棉被、铜扣、梳头的铜卡子、吸烟的铜烟嘴都被公社抢走，大刮“共产风”。各家的粮食都被干部带着民兵搜光了，鸡鸭牲畜粮食和值钱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抢走了，吃的本来就是我的粮，还说吃饭不要钱？
放开肚皮随便吃？当时家家每年被中共搜括得要断粮三四个月，平日喝稀粥灌饱，不敢吃干饭吃饱。粮食都集中到食堂，就能放开肚皮吃，吃完了咋办？人人心里打鼓。但是大家在公社食堂谁也不愿意吃亏，比着多吃。两个月后，公社的粮食就开始见底了。
公共食堂，农奴制度
农民辛苦一年，却不能留下一粒粮食，全部收归中共的公社，扣走中央的无偿征粮，再扣走地方的无偿征粮，再扣走中央的统购粮，剩下的发到公共食堂，由共产党赏赐口粮。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都能留下口粮，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今农民无权留口粮，等主人赏饭活命，这是典型的农奴制度。“公共食堂”不过是美丽幌子，叫“农奴食堂”或许更贴切。
食堂伐木，村落尽秃
以往农家做饭，都是用柴草，打柴烧饭，自古都是这样，不破坏生态山林。现在的中年人都会记得，儿时家里有风箱，做饭时得有帮手，帮手一边往炉膛塞干草，一边拉风箱鼓风，一捆干草就能引火做饭。可是中共公社的规模平均是四五千户人家，几个大食堂做饭，煤炭缺乏，柴草的火力根本不够，只能烧大木头、砍树，这样一来，很多缺煤的地区，大炼钢铁砍树做燃料之后，仅有的树木，也被食堂砍光了。
农奴食堂握人命，干部凶残已成风
中共用食堂控制了农民的口粮，就握住了农民的命，谁不听话，谁有怨言，全家扣饭。
干部成了土皇上，生杀予夺，对社员任意打骂、扣饭、批斗、关押、送劳改农场，很普遍。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披露，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被打群众34466人，扣饭饿死的400人，被打成残疾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致死的549人，打后自杀的125人。[2]
一些地区很有限的救济粮、返销粮发下来，就落入公共食堂，成了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资本，成了干部打击报复社员的有力手段。社员稍有不满，扣饭；病了不能劳动，扣饭；老弱病残，扣饭……有些炊事员利用掌勺权力，乘机奸污妇女，干群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群众被逼急了，只有报复。1960年4～6月，安徽发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还发生19起食堂凶杀案，被杀大队长、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25人[3]。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万民痛恨的吃人魔网。
张凯帆“大闹无为”，毛泽东钦定右派
1959年春以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不断听说无为县“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车叩头，请求解决吃饭的问题。7月7日，张凯帆在县委五级干部会讲话，一面要求解散食堂，一面写信给省委，建议考虑农村食堂是否可以暂时停办。
张凯帆要求共产风中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市场开放。到7月15日，无为县6000多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为什么不散？因为这120个食堂的干部特别坚持党性原则，有了公共食堂，干部可以多吃多占（当时流行的“干部特殊化风”），干部和家属不会饿死。
张凯帆在无为视察20天，被人称为张青天。他一走，无为县委上告省委，省委上告中央。毛泽东当时正在庐山会议上做昏头老大，突变极左，批彭德怀之时，马上将张凯帆定为右派。安徽开始批斗张凯帆，牵连一切粘过“张凯帆右派路线（解散食堂）”的人，监狱爆满，仓库爆满，还有一大批人无处关押，就押往临近县的农场。被解散的食堂，1个多月就恢复起来了，1959年底安徽农村公共食堂达到26万个，超过了1958年。
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开始了历史上最悲惨时代，1960年一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10多万，主要是被饿死的，甚至出现人吃人。[3]
16. 食堂解散，德政纳谏？
不少人把取消万恶的农奴食堂归功于毛泽东的虚心纳谏、纠左德政，而这些论调都刻意掩盖了食堂解散的时间进程。揭开掩盖，真相一目了然。
保应县食堂暗散，江苏省应停却缓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江苏宝应县饿死4万人，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向省委副书记刘顺元汇报：“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饿死人，建议先解散三分之一。”刘立即回答：“该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要严格保密，对内对外都只说是‘调整’，不要说‘解散’。上面查问，也照这样说，出了岔子我们共同负责吧。”
不但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下令暗散食堂，正书记江渭清从1957年，就和其他省委一起，当面委婉回绝毛泽东的“反右”指示，对公共食堂也一直反对。但是，在1961年2月，毛泽东当面指示江渭清解散江苏的食堂时，习惯于拖延老毛指示的老江，又要缓办，失去了挽救万民的好机会。
朱德反调联手，老毛杀鸡儆猴
朱德一直对农村食堂唱反调，1959年6月20日，他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指出食堂的严重问题，特别指出食堂和北方冬季农家烤火并行，浪费严重，建议允许农民自愿加入、自愿退出。这是毛在一片赞扬食堂的奉承中，首次听到中央领导的异议。
7月23日，庐山会议上毛批判彭德怀，毛的主张是食堂“能保住三分之一”就满意，但是决不允许全面否定，谁全面否定食堂，谁就是右派。
两皇亲告状闯宫，顾颜面拖延调整
1960年9月，农民与公共食堂的矛盾空前激化之际，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堂表弟文东仙，这两位50多岁的老农民，9月底直接去北京找毛泽东反映农村情况，毛的秘书连续阻挠多日之后，他们直闯中南海警卫局，这时毛才知道亲戚来了。几天后抽空接见，当毛听到亲人反映农村的诸多恶政，食堂全年吃不饱饭时，心神沉重，这是毛第一次直接听到基层反映的实情，他也确认这是真相，知道食堂这样办下去不行，但是，毕竟这个“共产主义萌芽”是自己的面子，他希望通过改善干部作风，把食堂办好。
11月3日，毛授意下，中央下发“12条指示”到农村，仍然坚持办好食堂，口粮只发给食堂，要求“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实际上干部一直抢着下伙房，多吃多拿。
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4]，毛希望通过整顿作风办好食堂，结果事与愿违，维护了吃人的食堂制度。
大兴调查，食堂成靶
1961年1月14～18日，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强调“12条指示”，其中有“必须坚持办好食堂”。毛泽东说：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会后，毛指派自己的三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队分赴广东、湖南、浙江调查农村。
2月6～8日，毛泽东南下杭州，召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局的书记，以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情况。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大谈食堂办得如何好，众人也是一片赞扬，毛泽东极为高兴之际，见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言不发，就鼓励他说话。江渭清大讲食堂的弊端，毛问身边的周恩来，以及调查农村回来的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都同意江，毛指示江：“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江却担心食堂分家不公，要缓办，又助长了毛保留一半食堂的错误。
2月下旬，毛的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调查组对食堂的态度，胡乔木反对，田家英暧昧（田怕被划为右派），这再次给了毛一分保留食堂的希望。3月15～23日的广州会议，中共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准许农民拥有自留地、搞副业，仍保留食堂，不过强调真正自愿，可以一部分人办，可以农忙时办，特殊地方可以不办。
众人醒万夫所指，毛醒悟方下指示
广州会议后，胡乔木带队重回毛泽东的湖南老家，和韶山农民讨论“60条”，农民不听，一致要求散食堂。
1961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他的堂侄毛华初汇报了农民全部反对食堂的调研结果。再没有亲信支持毛保留食堂了，毛才决心建立解散食堂的试点。毛华初返回韶山，胡乔木当即传旨，农民听到后欢呼解放，立刻执行，没有一个因为碗筷分家不公而有怨言的，活命要紧。
毛把胡乔木的报告转发给高层领导，中央和地方大量领导人看到动向后，也纷纷上交调查报告，一致要求解散食堂。这样，5月15日，毛才在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反对食堂的报告上批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印发全国。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口粮分到个人，食堂完全自愿，给食堂恶政留下了一个文字上的尾巴，给中央留面子。农民终于能得到自己劳动收获的口粮了，有权利离开吃人的食堂了，欢呼雀跃，农奴食堂应声瓦解。但是，中共政策上的尾巴，使一些农村留下了个别食堂，作为干部公共食堂，延续搞特权，在饿死人还未结束的1962年，干部们可以在他们的食堂里喝酒吃肉，继续中共的恶政。
这是毛泽东醒悟纳谏，还是他被逼到墙角去了？先前但凡手下有一个人说食堂可留的，他都想法保留一部分。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萌芽、阵地，在实践中如皇帝的新装一样，遭到万民所指，百官所指，刘少奇都不穿了，任何君王这时候都不能再“穿”下去了，毛“皇帝”脱下这样的“新装”，还算德政？
在《第二章 守房守太微，天谴灭佛罪》说过：天象预示的人间事件，都是近期的（一年内），提前和错后一般不超过三年。那么，1958年的天象到1961年已满3年，人民公社和食堂这些恶政，都应该结束了，在这时结束食堂，是必然的，不结束就是逆天大罪。如果毛泽东在第一次知道食堂真实情况的时候，就是1960年亲戚闯宫告状的时候结束食堂，那可以说是功德，但是他为了颜面没那么做。这顺天应人的救人的功德，留给了所有实地考察、敢说真话、直言进谏的部下们。其实，敢说真话，为民担当，救人于水火而不计私利，也正是官员在人间的修行成功之路。
历史的成功，今日的先声
埋葬中共农奴制度——农村公共食堂恶政，这个历史性的成功，是给当今的鲜明警醒。而今中共腐败成风、专制弄权、迫害信仰、迫害上访、迫害人权，很多人幻想着出个包青天，或者中共自己瓦解，或者外来力量把中共掀翻。这个想法在当今末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不适用。用“西游记”作比喻，就像取经僧遇到魔难不往前走了，有难关不闯了，不但坐等着，还袖手旁观魔乱人间，盼着外来力量把魔难铲平，或者魔王大发慈悲变好，再从从容走上取经路，这不是笑话么？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人间的修行。如何才能破除魔难、踏平坎坷呢？历史给出了借鉴：毛泽东被小人的谎言迷惑，等他周围人基本都明白了，都敢讲真话反对食堂了，他才能明白；而他周围的人，也是一方大员或者部门老大，他们的明白，也是被周围众多明白人唤醒的（除非极个别特别清醒理智的）。所以说，众生的觉醒、主流社会的觉醒，是前提。当然，也不排除像闯宫告状的那两个毛皇亲那样，直接唤醒天子，哪怕唤醒一半，也是历史性的大功德。
17. 千古大罪，暴政为最
一说大饥荒饿死人，有人就强调农村公共食堂的失误，那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大跃进饿死人的惨剧，并没有因为1961年食堂解散而终止，1962年还在死人。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横征暴敛、大抢粮、压农村保城市、高出口、基本不救济。
恶政：压榨农民，发展城市和工业
中共建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对农民高度剥削。除了高额的无偿交公粮的部分，中央的统购粮，要压低价格，而工业产品（农具、生活用品等）却抬高价格，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榨取农民的钱去发展工业。
大跃进时，农村公共食堂推行的中共特色的农奴制度泛滥全国，农村、城市的口粮，都由中共支配，先城市后农村。这就是大饥荒时，城市饿死人少且分散的原因，这样才能保证中共统治的稳定。
1961年河北省把农村每人口粮降低，说“吃4两是马列主义”，张家口的蔚县为了“更马列主义”，给农民降为3两，结果饿死者暴增。[5]河北省饿死人还是少的，根据曹树基研究，河北省饿死61万，全国排名第13[6]，可见很多省还不如河北。
从基本不救济到救济不利
河北省委派人去蔚县调查，发现死人暴涨，是因为每天只给3两粮，而蔚县的阳原片（后来阳原片从蔚县分离，成为现在的原阳县）饿死人很少，调查发现，情况最好的是东城公社，因为书记武万升担着巨大的风险，秘密开会并决定：从公社掌握的国家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增产队分15斤，分到个人藏在家中。周围公社闻风而动。这10斤粮食，确保冬天基本没饿死人。
这里再一次印证了，大饥荒饿死人不是没粮吃，是有粮食但基本不救济。
早期是根本不救济，如前面讲的河南信阳县，国家粮库就在信阳，那些存粮能为信阳和周围地区的百姓保命。很多百姓在粮库外边，喊着“毛主席救救我们！”等着放粮救济，直到饿死。
当时哄抢粮食事件很多。据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一份敌情、社情报告：仅1960年12月至1961年2月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共发生哄抢国家粮库事件847起，被抢走的粮食180万斤。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哄抢粮食事件28起，在抢粮过程中发生暴力冲突，哄抢者在遇到阻拦情况下行凶杀人，有26名社队干部和粮库管理员被杀死。（安徽省）三年中因“闹粮”而被逮捕判刑者7000余人，绝大多数是农民。[3]
极个别敢冒天胆开仓放粮的，如前面讲到的张树藩，都被记录下来传颂，可是太少了。还有大家熟悉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大饥荒时，他在山西阳城县，担任书记处书记。他不顾“右倾”的压力，坚请上级拨粮，而后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
后期确实有少量的救济，但救济不利。还有些极左的老大认为救济戳破了自己的丰收政绩，拒不接受。1960年春江苏宝应县饿死4万人，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出了直接原因：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不要”。
欲盖弥彰，恶政曝光
现在还有人给大饥荒时期中共救济不利辩护，如安徽省一篇官方文献说：“对1959年底，全省粮食库存只有区区3亿斤，1960年降到2.64亿斤，1961年2.69亿斤。就是把这些粮食全部分给农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3]
这就是说，安徽省的粮库一直有粮，都能平均分给全省农民近10斤粮食，省委以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没动。
该文有意无意在混淆一个概念，就是上述安徽省的粮库，是省的商品周转粮，而不是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国家的战略储备粮是绝密，不能公开，省里也无权调拨的，只有中央大头们可以动。那些省里可以支配的商品周转粮，省里可以调配，却以粮食太少不解决问题为由，扣着没有动，只是用这些粮以外的粮食，做了些微的局部发粮。
其实，自古赈灾，从来没有说要把粮食平均分散各地的，都是救一个地方，再救一个地方，先把眼前灾民救下来再做下一步，远处实在救不到的就没办法了，至少能把周围地区的百姓救活。
上面官方文献说“每人不到10斤，最多维持1个月的生活，”也不符合实际，像张家口蔚县原阳片东城公社那样，每人偷发10斤粮，加上还能得到的每人每天4两“马列主义粮”，能活过张家口寒冷的冬天。在安徽，人均10斤粮，加上每天配给的几两口粮，必然能让农民活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加上野菜就能挺到夏收、秋收，有力气播种就有下一季粮食，就活命了。
可见，安徽省委扣住几亿斤商品粮不用于赈济灾民，理由不过是借口。
饿死人，中共继续抢农民
中共大抢粮造成的大饥荒，遍及华夏，普遍饿死人时，中共依然在高额征粮。
还以安徽省为例，“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76.90亿斤，可省委却向中央报告吹嘘为320.39亿斤，浮夸81.11%，安排征购90亿斤，还允许20%的机动征购数。可现实是残酷的，这一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因为按照计划征购就意味着有些公共食堂马上断炊。所以实际征购69.6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39.4%，”[3] 扣除种子粮、饲料，每天不到1斤口粮。加上食堂干部多吃多拿，农民饿死77万人[7]。
“1959年粮食总产量继续大幅度减少至140.2亿斤，向中央上报350.04亿斤，浮夸149.67%，征购70.93亿斤，占粮食总产量的50.6%……其中有16个县征购量占总产量60%以上，宣城地区高达82%。”[3] 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每天4两多，按河北省的标准，安徽省农民都快成为“马列主义者”了，而且是全年都这样，加上食堂干部多吃多拿，能不大量“去见马克思”？结果饿死301万[7]。
“1960年粮食总产继续下降，为134.92亿斤，上报150.42亿斤。由于饥荒蔓延，大量出现饿、病、逃、荒、死的状况，粮食征购量有所减少，为49.74亿斤，比上年征购减少29.87%，但仍占总产量36.9%……”[3]。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低于1958年近10%，饿死人继续。
到1961年解散食堂时，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安徽有些农民拿到家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几两[3]，都向河北的“马列主义”看齐了，有的地方已经无粮可发，农民只有在家等死。
粮食追去向，恶政再曝光
征收的粮食去了哪里？都到了城市给城里人了么？不是。从陆续解密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粮食去向有：（1）城市人民口粮；（2）出口创汇，购买工业设备、原料；（3）换外汇，研制原子弹；（4）国际上买黄金，中共增加硬通货储备；（5）战备粮，防止台湾打过来；（6）援助外国；（7）提前给苏联还债，这部分比例最小。是救济农民，还是牺牲农民？一目了然。
《面具后面的周恩来》一书揭露：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人、人吃人、人吃尸体大量出现时，周恩来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当时欧洲由共产党执政的9个国家，后来这几国的共产党统治全部瓦解）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8]。中央有人提出抛售黄金买粮食，周恩来断然否决，说当今国际黄金价格正低，应该大量买进，结果又抛售粮食，买进黄金。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指1958～1962年的大饥荒），“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 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 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58年粮食出口288.34万吨（57.7亿斤），1959年粮食出口增加到415.75万吨（83.15亿斤），还出口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
中华大地饿殍遍地，中共宣传毛主席体恤百姓，不吃红烧肉了。据毛的幼女李讷回忆，毛确实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只吃菜，中南海也搞过一阵子定量吃饭，毛也营养不良浮肿了。但是，后来就改善伙食了。《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1961年4月26日（注：大饥荒饿死人的大潮1961年秋收才回落，1962年一些地方还在饿死人），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两菜汤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西餐菜谱来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1961年4月制订的西餐菜谱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9]
其它高官，虽然低调，但是他们曾经炫耀的自家专用的名厨并没有变，什么溥仪的皇家厨师，大军阀某某的厨师，某某大饭店的厨师……
“旧社会”的仁政，“新社会”的暴政
中共说它的统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古代是“吃人的旧社会”。但是，古代发生饥荒的地方，都要减免税赋，饥荒严重要开仓放粮，或者运粮救济。连年饿死那么多人，中央调查不利，问责不利，救济非常迟缓、不利，3～4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中共高额征粮、出口竟然一直没停过，连年从农民口中高额夺粮，饿死也要交高额公粮，残暴程度旷古绝今。
18. 深入问责寻天理，天人对比见天机
先看1958年三大天象，在《乙巳占》中讲述的天意是如何应验的。
金星守牛天象的应验
“守牛宿，天下运粮车急行”，应验，大饥荒中共年年大抢粮，极少救济。
“大人物担忧众人的生死”，应验。
“关梁阻塞”，应验。中共禁止农民外出，1959年还颁布法律严惩盲流。
“民饥，有自卖者”，应验。农民为多得几粒粥中米，出卖人格巴结食堂掌勺的，很多妇女为了活命，被迫卖身给他们或者公社干部。
“金守牛，兵革并起，期六十日”，应验。这是在战争天象下，中共向人民发动的又一场屠杀人民的战争，谎言诱骗加凶残夺粮，把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金星1958年1月31日进入牛宿，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钢铁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前移恰好是第60日。
“将军失其众，有破军杀将”，应验。像张凯帆那样的为民担当的大员，就是这场战争中的名将，跟随他解散无为县6000食堂的所有大小干部，那是他的部众，都被抓起来迫害，监牢、仓库都关满人，剩下的捆成长串押往外县农场。这样中流砥柱的名将有好多，如前面讲的开仓放粮的张树藩、化解反瞒产恶政示范全国的赵紫阳、秘密解散食堂的刘顺元等等。大将彭德怀旧命当死，却再次延寿。为什么？认真读过本系列的读者，可能会猜个八九不离十。
“妖言无已”，应验，当时中共的宣传，都是毁人的妖言，漫天遍地。
“国有大兵，将军为乱，大人忧”，老毛的部下铁腕推动运动，共产风、浮夸风、大炼钢铁、丰产不收，老毛担忧。
“国易政”[10]，应验，后文述。
水星顺守斗逆守尾的应验
“水守尾，大饥，人相食”，应验。古代大饥荒人民“易子而食”，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各家换着吃。而在中共残酷统治下，有人偷着吃尸体，也有人不敢“易子而食”怕被抓，偷着吃自己孩子。
“君子卖子”，应验过度，农民穷得没有钱、无法买东西，也卖不出东西。太多人不忍吃自己的孩子，又不忍看着娃饿死家中，把孩子们赶到街上流浪，任其自生自灭。
“民异其国”，应验过度。除了内地的逃荒，逃离分野国，还约有6万新疆饥民逃到前苏联。1960年，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说：“边疆跑人多，震动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11]大批饥饿的广东人逃往香港，从水路泅渡，陆路潜行，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再出铁腕，军警队用警犬和子弹对付逃亡者，当时活跃的200多个“拉尸佬”中，有人最多一天拉出、掩埋过50人（被中共军警击毙），其中竟然4个是自己的亲人。后来陶铸良心发现，不再开枪捆绑，围捕也放松了。[12]
“后宫有被忽略、罢免者，妃后乱”，当时很多高官给毛泽东进献美女以求“上进”，后宫很乱，四十多岁的江青已经靠边站了。
“水守斗进入斗宿中间，大臣被杀”，天人错位，彭德怀再次延寿。
“水守斗，有兵，易政改朔”，应验。
“水留南斗，所守的分野国有屠杀之灾”[13]，应验过分，抢粮大饥荒，实际是中共的大屠杀，泛滥全国。
“水守斗，白而大，裂地，相贿赂为利”， 同样应验，地球距离太阳，1月近7月远，所以1957年12月16日水星守斗时，水星大，大一般都发白。以美女贿赂毛和中央领导的，得利。饥饿的百姓还剩下什么能贿赂呢？不少农村妇女被逼以身贿赂农村干部甚至食堂掌握粥勺的，以求多给一点饭。裂地？刮共产风，无偿没收了农民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全国土地的变革。
四星聚箕斗的应验
见图69-1，1958年1月31日木金土火四星聚于斗宿、箕宿，30度以内。斗宿分野在吴越，箕宿分野与尾宿一样，都在燕地。这两地的天劫，被中共逆天泛滥全国。
《乙巳占》：“四星若合，是大动荡，对应的分野国，战争、死丧爆发，正人君子担忧，小人大行其道。”[14]应验。
天罚清算看天理，谁做谁担抹不去
一直有读者在问：大跃进、大抢粮、大饥荒，中共干的坏事，为什么要数千万农民承担？
总体讲：这是中共在三大战争天象下，对人民发动的战争，极为逆天，是中共杀农民保原子弹、保战备粮，拚命外援、买黄金储备，以维护他的统治。是中共欠下的一笔天大的血债，前无古人。
另一方面看，在《第66章 水守斗牛金守牛，土改镇反杀未休》中讲，中共土改、镇压，两大逆天运动，带领广大农民参与其中，农民分得土地，同时也分担中共的血债。那是必然要偿还的。而且，大跃进之初，农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谁做的坏事谁承担，这是天理。大跃进浮夸风那些始作俑者，是农村干部和帮手农民，他们要邀功得利，亩产万斤照片上的那些农民，他们在欺骗全国人，其他农民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造假者得好处，大家跟着分。所以，哪里极左浮夸严重，哪里饥荒就严重、死人就多。
而刘少奇等毫无种地经验的中央领导，完全是被骗的——如果浮夸的产量真实，刘少奇推动的高产宣传就无可厚非。所以，刘少奇等只承担失察之罪、横征暴敛之罪。可是，失察、强征之罪都是很大，因为失察，浮夸才泛滥全国，让农民竞相效尤。因为失察，按虚夸的大丰收的总量和高比例征粮，夺了农民的口粮，造成饿死4000万人的千古悲剧。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饿死4000万人的大罪，主要责任还真算不到毛的头上”。如果完全按毛泽东定下的方式在工业、农业上的“毛式大跃进”，不会饿死人，毛要搞实事求是的大跃进，基本不会祸国殃民。而刘少奇掌管的政府机构，搞了另一套极左的“刘式大跃进”，一手推起来的极左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共产风、浮夸风、穷过渡，这些极左毛一直在尽全力纠正，可是没人听毛的。所以，天象人间之判，主要责任在掌握了国家实权的刘少奇身上，那时刘是天象承认的真正的天子。
如此可见，极左的“刘式浮夸大跃进”，是大跃进一系列大劫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追责刘少奇，刘领导下的邓小平为首的一代、两代领导人，都有责任，天大的罪责，没人愿意背，没人敢背。所以，中共总结历史，一句“大跃进是毛泽东等高层发动的”，要彻底否定，一个“等”字，黑锅就都给了毛，别人都干净了。
而刘少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庐山会议后，又以国家主席身份掌握国家实权，又成为实权天子后，在四清运动之前，是清醒理智的，共产幽灵那条赤龙，再想全面干扰他很难了，刘开始系统纠正大跃进的各项错误，不再按照旧命里的中共天子的宿命，没有继续被赤龙带动着害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天罚是公平的，人间掩盖历史真相，但是掩盖不住天象。1958年的8年后，1966年再次出现金星逆行守牛的天象时，文革骤起，天罚直指刘主席，刘少奇延寿3年。但是1969年荧惑守房，这个对天子的大天谴，刘躲不过去了，这些后文再讲。
那么，为什么那些极左的造假害人的各级干部，浮夸造假、夺粮搜刮、多吃多拿，罪业极大，却在大劫中没遭天谴呢？答案在图69-1的天象中，四星大荡小人逞凶，人间小人得势，他们尚不在劫。可是天理昭昭，到文革百姓造反的时候，有血债的干部基本都没逃掉，对他们的天罚，在那个时候。
看到这里，当今世人该清醒了。天道公平，天谴降给谁，乱中有序，绝不会错。人怎么巧妙地推脱，也推不掉。当今残害百姓、迫害信仰的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和吏，想把罪责都推给前任“天子”江泽民，推不了，天不认。前任天子江泽民当然要承担他的罪业，而且已是罪不容诛，历来天子都要负总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在执行迫害政策、实施迫害的、不知悔过弥补的人，不但要为自己的实际行为负责，还得背负中共天大的历史罪业。生命可贵，劫数不远，回头是岸。
（未完，待续）
注释：
[1]金方隆，《我亲历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始末》，《文史天地》，2014:(1)。
[2]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尹曙生，《产粮大省为何饿死人》，《炎黄春秋》，2016:(4)
[4]罗平汉，《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现代哲学》，2009:(6)
[5]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年5月第一版。
[6]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7]按安徽的官方文献的1958～1960这些数字，能算出1958年农民2903.3万人，1959年2825.9万人，1960年2524.9万人。1958年减少77.4万，1959减少301万。当时全国缺粮，逃荒的结果基本也是饿死在道上，所以基本都是饿死的。
[8]郑义，《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2008年10月版。
[9]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10] 《乙巳占》：“金入牛，为天下牛车有急行。金入牛，留守之，大人忧死，将军失其众，关梁阻塞，民饥，有自卖者。金守牛，兵革并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无已。金犯守牛，国有大兵，将军为乱，大人忧，国易政。金犯牵牛，留守之，为有破军杀将。”
[11]《光明磊落、耿直刚强—阎红彦传》，《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12]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13]《乙巳占》：“水守尾箕，后宫有省罢者。一曰：后宫有罪者。水守尾，大饥，人相食，民异其国，君子卖子，妃后乱。”
[14]《乙巳占》：“四星若合，是为大荡，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