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文网3月8日刊文指，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以强势风格准备打造一个由中共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他的努力正遭遇一个老问题：官僚主义。
报导引述观察人士表示，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这种提高集权程度的行动往往会助长官僚的惰性、阳奉阴违和其它效率低下的做法，此类做法旨在取悦北京方面，保护自己的仕途，但却可能破坏习近平的目标。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变得太过专注于让习近平满意和完成党当局的任务，而忽视了他们的基本职责，这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地方官员们表示，来自上级的官僚主义要求让他们应接不暇，往往要反复开会，应付大量的书面工作，书面材料有时重达数百斤。一名基层官员抱怨说，23天参加了15次会议，没有时间做实际工作。
报导举例，作为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面脱贫”。习近平2021年2月25日宣布脱贫取得“全面胜利”。但这背后充斥着形式主义和造假。
参与农村脱贫工作的四川绵阳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庞佳（Pang Jia）说，习近平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目标后，当地官员70%时间投入填写那些用来证明任务完成的表格。庞佳还称，当上级要求扶贫人员提供可证明其家访活动的照片时，有人在夏季家访中穿上冬衣进行摆拍，以弥补缺失的冬季照片。
报导还提及，中共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在上级要求在三个月内改善农村住房条件后，地方官员耗资达120万美元立刻开始“刷白墙”，让房屋在上级领导面前显得更加美观。但是就连这项工程也是草草了事，许多住房只刷了一部分。
分析共产党治理的香港研究机构中官分析（Official China）的董事总经理瑞安・曼努埃尔（Ryan Manuel）说：“习近平从上而下的控制更加严格，下面的人面对的命令和规则太多了，他们选择做最安全的事情。”
中国工运活动人士韩东方则表示，中共官员为达到习近平的要求而付出的努力，等于是政治上的“表演秀”，会分散官员投入其它工作的精力，比如监督工作场所的安全。
美媒报导指，习近平也意识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是中共的“大敌”，中共政府也提出的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些补救措施“似乎只会助长官僚主义”。
比如中纪委的出版部门去年出版了六本新书，教导官员们如何认识和防止“形式主义”做法。书中提到了地方官员抄袭和伪造文书的案例分析，认为这些官员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习近平对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更严格要求。但该书给官员开出的“药方”只是：更仔细地学习习近平的思想。
《朝鲜日报中文网》2019年4月也曾报导说，习近平政权旨在铲除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展开的反腐败运动反倒带来了加强官僚主义的负面效应。报导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时不时召开的“反腐学习会议”，相较于挑战和创新，更热衷于思想检验。
报导引述香港《南华早报》一则报导称：“目前的情况完全违背了现政府旨在改变公务员体制，提高工作成果的初衷。”
报导举例，天津市从2017年6月起至去年共计召开了1.6万次面向公务员的反腐败会议，平均一天召开30场。前天津市长和公安局局长接连因受贿罪落马后，天津市当即表明要改正的决心，增加会议次数，反复举行小规模的小组讨论会。
《天津日报》还自夸称：“天津市彻底树立了公务员纲纪。”但报导说，事实上，在天津的公务员之间却出现了：“每天出席会议，没时间工作”的言论。
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各地官场都很普遍。许多官员对于反腐整改的响应明显是任务式和敷衍了事。在当局更热衷于思想检验，大搞所谓“政治体检”的压力下，中国的一线公务员相较于工作能力，更加注重证明自己的“清白廉洁”。
比如，广东省一位公务员被上级列为“需要关注的对象”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没有问题，不得不以“社会稳定目标”为题写了一篇长篇的汇报文章。
报导说，公务员消极怠工的态度已经蔓延开来。
中共官场的怠政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陆媒报导显示，近年整个中共官场怠政懒政乱象频现。官员被曝在上班时间赌博、吸毒、打游戏、网购、看色情片、甚至通奸等。
中共官媒曾多次报导，总理李克强自上任以来，时常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官员怠政等“经常发火”。据官媒披露，有一次李克强发火时，一度用茶杯敲砸桌子。
“怠政”“懒政”也被认为是各级官员对反腐的一种另类抵挡方式，正成为让当局无计可施的政权另类危机。
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反腐以来官员对高层的反腐行动极度不满，出现耳语诋毁和消极怠工。他们怀念江胡时代“用腐败换合作”的方针，对近年来“用反腐逼合作”的方式百般抵触。但中共官员有二心，不是与专制有二心，而是与反贪有二心。
中共官方专家庄德水的观点曾归因于“严格的公务员评价制度”，但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严格的公务员评价制度”真的会成为导致官员怠政的原因吗？
2019年3月21日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官方也将事故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但外界认为，这显然在误导社会舆论，除了一贯的官商勾结，这场盐城惨祸实际上是中共屏蔽信息和引导新闻舆论的维稳机制所致。中共屏蔽言论、掩盖真相加速了灾难的到来。当局一直迫害记者和维权人士，也使民众丧失知情权和社会援助。
而且，这场重大灾难发生后，中共25名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一人到现场探视灾情或去慰问。外界认为，中共官员不对民负责的态度，是从上而下的，是严重的体制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