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获悉，香港支联会连续30年举办的纪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今年第一次未获批准。港府于5月19日宣布将“限聚令”延长至6月4日。支联会或许考虑进入维园点亮烛光，然后在网上聚会。
即使香港处在《国安法》通过后如此艰难的时刻仍旧不能忘记31年前那血腥的记忆……
1989年6月4日，手无寸铁的和平的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 附近被坦克碾压和机枪扫射。肆意的屠杀和血腥更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当时的中共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被称为“杀人最多”的两支部队。
戒严部队中的坦克第一师：故意在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指挥官是团长罗刚和副团长贾振禄，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
所幸的是，吴仁华，作为一位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一心致力于搜集六四事件的资料。在搜寻和追查事件中的被捕人士、死难者和施害者名单中，终于在2014年有了新的突破。
吴彦辉，是一名退伍军人，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担任共军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106坦克二炮手。在事件当中，他身处的“106号坦克”因冲进学生队伍，轧死多名学生而为人所知。他被列入六四事件镇压者名单中。
坦克追碾学生
1989年6月4日清晨，有三辆坦克突然在北京西长安街上的六部口，向数千名撤离天安门广场且走在自行车道上的学生冲去，造成11名学生当场死亡，两名学生失去双腿，涉事的其中一辆坦克的编号就是106。事件中的受害者亦包括在当时被碾断双腿的民运人士方政，当年亦有人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过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那一辆坦克的编号。据见证人吴仁华所述，六部口惨案发生时他在现场，当时他和许多学生离开现场的时候，一路呼喊著：“要记住这辆坦克！要记住这辆坦克！”、“一定要记住坦克106号！”
在接受访问时，吴仁华表示在寻找六四军人的过程中，最感振奋的发现就是找到了吴彦辉：“找到了这辆坦克的二炮手，就意味着有可能找到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和指挥官。尽管最主要的责任者是驾驶员和指挥官，但找到弹药手就找到了一个线索。”他也说：“找到这位二炮手就好办了，就知道驾驶员是谁，指挥官是谁，当时到底是他们擅自向学生碾压还是有人指挥他们碾压的。”
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一文中，吴仁华是这样描述的：
在六部口坦克追杀学生撤离队伍事件中，因为当时所处位置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冲，所遭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除了上述名单中的伤亡者（省略），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并不在这份名单上。在整个撤退的学生队伍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所处的位置比较靠后，跟随着河北大学的学生队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国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的时候，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他由于个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当坦克从他的头顶开过去的时候，他的身体正好处在坦克的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回忆文章，刊登于《新闻自由导报》。
他在回忆文章中敍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三、四十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着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着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七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三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冲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这是坦克在向学生队伍发射毒气弹……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着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栅，这道铁栏栅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栅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栅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冲进铁栏栅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苏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栅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
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栅，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
方政
在上述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叹.当坦克向学生撤退队伍快速追逐碾轧过来的时候，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而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现身后急速追逐碾轧过来的一辆坦克已经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抱中的同校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只好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为时已晚，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才挣扎着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到了路边，倚靠在尖头铁栏栅上，昏迷过去。（参见附录照片）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及时地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三十一号）救治。参与救治方政的医生事后告诉他说，当时送到积水潭医院抢救的受伤者很多，血库非常紧张。方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濒临死亡了，经过全力抢救，才保住了生命。方政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双腿却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之后遭遇到一连串残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竟然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政按照大清查运动的要求，照实写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压的经过。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碾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装甲车追轧学生和坦克追轧学生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与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一样。）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一再要求方政对坦克碾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坚决拒绝。
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始终怀疑方政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队伍事件发生之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的碾压。方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坚决表示自己所说所写的都是事实，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调查。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就去找那位被方政所救的同校女学生调查取证，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学生既不愿意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方政在一起。北京体育学院有关部门抓住这一点，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没有解决方政的问题，原先的毕业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让他再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北京科技大学的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与数千名学生生死相依，后来跟随学生队伍一起撤离，她俩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女学生不愿意出面为方政作证的情况，非常气愤，主动找到方政表示说，我们愿意为你作证，于是就去找北京体育学院的领导反映情况。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按照个人运动成绩，方政理应在全国选拔名单之列并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却因为他的伤残原因与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关，被以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疾人协会无理地取消了参加比赛的资格。关于此事，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过一篇详细的采访报道。其他的海外新闻媒体也有过报导。
方政身残心不残，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磨难，但仍然自强不息，后来作为个体户到海南省海口市谋生，包括摆地摊卖东西。海口市公安部门一直把方政当做监控对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骚扰，每隔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要上门盘问，给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业造成了很大困难，迫使他离开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政截肢后必须依靠轮椅代步，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一些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也间歇地抽痛，非常痛苦。这一切，都给方政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搬运遗体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退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了“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搀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学生的遗体倒在离这具遇难学生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参见附录照片）
（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的时候，部分受伤的学生和遇难学生的遗体已经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极度悲伤的学生滞留在惨案现场，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应该将这些遇难学生的遗体运走，免得被共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抢去毁尸灭迹。于是，有几个学生走到六部口邮电局西面的一个胡同里，向一家住户要了一块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木板，在一些现场民众的帮助下，这几位学生开始一具具地将遇难学生的遗体抬离现场。
雨源（化名）是这几位学生中的一位，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当时坦克就在旁边轰鸣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连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应当就是先前由东往西追轧学生撤退队伍的坦克，此时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这几位学生终于把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的一个胡同里。遇难学生的遗体虽然抬离了现场，但摆放在胡同里总是不妥，这几位学生正在为如何处理而发愁的时候，正巧来了一位见义勇为的个体户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把这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运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其中一具遇难学生的遗体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雨源等几位学生也上了小卡车，护送遇难学生的遗体。
由于担心在大路上行驶会遇到共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抢夺遇难学生的遗体，个体户司机特意驾驶小卡车沿着胡同开了很久，然后才拐上了二环路。
一路上，个体户司机对雨源等几位学生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的所见所闻。
由于小卡车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是叠放上去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候，车子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悲愤的民众，骑自行车或步行。
小卡车拐上了二环路之后，许多民众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小卡车驶向位于学院路的中国政法大学。一路上，骑自行车护送的民众越聚越多。小卡车的前后左右还跟随了许多步行的民众，至少有上千人。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雨源刚刚跳下小卡车，一位教授模样的老年人噙着泪水上前紧紧抱住了他。雨源就象一个出门在外受尽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一样，趴在教授模样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被坦克活活挤死
当时与雨源在西长安街上同行的还有一名王姓的同学，他与雨源跑散后，差一点被快速追来的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事件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受伤的学生躺在地上，一支臂膀几乎被坦克的履带碾压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令人吃惊的是，在王姓学生的慌乱搀扶下，这位受伤的学生竟然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辆自行车的后座，扶着自己受伤的那支胳膊离开现场，被载往医院接受治疗。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过了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雨源得知了这个胳膊受伤学生的下落。这时候，他已经永远失去了那只胳膊，而且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大学。
准确地说，部分死难的学生并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之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栏栅，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栏栅，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栅旁边。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栏栅，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栏栅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从遇难学生遗体的状况来看，也可证明部分死难的学生确实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
制造了六部口追轧学生撤退队伍惨案的三辆坦克，隶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该坦克师当时奉命组成一支坦克车队（共有八辆坦克），由团长罗刚上校（北京人）担任指挥官，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紧急赶往新华门一带驱赶集聚在那里企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学生和市民，然后又一路向前行驶，追逐碾压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
……
当年的“坦克-106”驾驶员与他的同袍，充其量也就是二、三十岁的人，今天也不过就是五、六十岁。希望你们能够读到此文，能够向中国人民、遇害的青年学子们忏悔和谢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