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六四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

六四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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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二十多万戒严部队进行血腥镇压,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用坦克车辗压民众。(六四档案)

六四血腥镇压已经过去30年,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了,但6月4日当天亲历的两个杀人场面却一直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现在把它写出来,以纪念六四国殇日——中国现代史上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我和妻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风声已经很紧,广播里反复播出北京市政府的紧急通告,显然当局要动手了,晚上要出大事,空气里都可以闻出血腥的味道。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本来我想留下来,见证这一幕,但妻子死活不同意,说服我回了家。

当时我住在宽街,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回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广场的情况,不断地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入夜后,我站在凉台上,望着天安门那个方向。那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到了下半夜,看到广场方向火光冲天,令人揪心的枪声伴随着人群的呐喊声隐约可闻。

清晨5点左右,美国之音报导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一亮,我就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沿途像战场一样,一片狼藉,水泥桩子、无轨电车堵在街上的十字路口。快到沙滩路口时,听到后面有车高速开过来,我就踩在路边的马路牙子停下来。一队军车急驶而过,在经过前面的沙滩路口时,看见路障,不得不减速。当时天已经大亮了,有不少北京市民站在路旁议论纷纷。车上的士兵先向人群施放催泪瓦斯弹,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声,冒着呛人的黄烟,然后就是几梭子子弹,当场就有人倒在血泊中。人群惊叫着四处散去。

军车走远后,我骑车过去,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七手八脚地把中弹的人用平板车送到附近的隆福寺医院。其中一个肩部中弹,血染红了圆领汗衫;另一个打中腿部,倒在地上呻吟。路口的一家印尼华侨餐厅的墙上留下个鸡蛋大的弹孔。戒严部队这样毫无缘由地杀人,人们既惊恐又愤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跺着脚,用颤抖声音说:“真是伤天害理啊!大白天的,就这样杀人,以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孙子参军!”

后来我继续往天安门方向骑去。途中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头上系着红色布带的大学生,看样子是从广场撤下来的,他满脸悲愤,痛不欲生,摇着头说:“中国完了,中国完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骑车北去。随后,又看到人们围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她大概是刚从医院下班回来,白大褂和裤脚上染的血迹已经凝固,变成黑紫色。她含着眼泪讲述了值班时看到的情况,连说:“太惨了!”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到了南河沿路口。当时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用三排坦克封锁了广场东侧。坦克前面站着三排士兵,后两排端着冲锋枪,前面一排拿着三角铁。在公安部门口,数百名北京市民与列阵的士兵对峙,其中有不少是用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抗争了一晚上的人,他们面容疲惫,嗓子嘶哑,痛斥戒严部队是“法西斯、刽子手”,高喊“绞死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时,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在双方的对峙中,前排拿角铁的士兵不时地冲出来恐吓民众。不久两辆小面包车,一前一后开过来,要进广场。人们拦住车,问干什么去?他们开始支支吾吾,后来承认要给戒严部队送面包和汽水。这一下,把在场的人们气坏了,把前面那辆车的人拉出来,揍了一顿。后面那辆车趁乱冲进广场。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来,前面有人当即中弹倒下,人们四处逃散。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见士兵端着枪冲了上来。我和十几个人跑到南河沿路口的欧美同学会,看门的大爷不让我们进去,说“他们会追进来的”。一个黑脸的中年人对他说:“如果我们死在门口,你一辈子都安生不了!”老大爷叹了口气,放我们进来。

进院子后,我们一帮人蹲在靠街那面墙下。街上冲锋枪的点射声越来越近,显然,杀红了眼的士兵已经拐进南河沿大街追杀逃散的市民。记得当时在一起的有两个复员军人,一个是39军的,另一个是40军的。他们说起头天晚上阻挡戒严部队进城的经历,其中一个撸起袖子,露出红肿的臂膀,说是扔便道上的水泥砖扔的,还说:“我他x的就是没有抢,要是有枪,我一个顶他们十个!”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平暴节目中见过这位老兄,背景是火光冲天的广场。当时真为他捏把汗,不知他逃过这一劫没有?

枪声渐渐停下来后,我们走出欧美同学会大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天气也变得燥热起来。人们正在抢救刚才中弹的人。一个小伙子借来当时常见的家用三轮脚踏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协和医院。他蹬得飞快,边蹬边喊“让路,让路!”车上是一个中年人,头仰在车靠背上,由于失血过多,在阳光下,脸已经变成黄绿色,估计已是凶多吉少。多少年过去了,这张脸我一直忘却不了。

后来,我回到住在南河沿的岳父家。刚消停一会儿,街面上的枪声又响起来。出去买菜的妻子没回来,岳父很着急,让我赶紧下楼去找。我刚走到街上,就看见戒严部队士兵端着枪,三人一组,沿南河沿大街两侧的人行便道齐头并进,时不时朝人开枪,街上的人四处躲逃。我随着人群跑到一个小胡同,蹲在墙根底下。大街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枪声。和我蹲一起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年纪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气得浑身发抖,说:“真是造孽啊!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当天下午,我骑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一路上所到之处,满目屠城后的景象,整个京城遭受了一场战祸的洗劫。几天后,我回到自己的小家,桌上的台历还停留在6月4日这一天。我把它撕下来,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受浓缩成下面这句话:“国殇日——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写在这天的台历上,然后把它缝进被子里,准备迎接单位即将开始的清查整肃。

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发生转折。

作者:高文谦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图片由欧洲希望之声编辑)
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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