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但由于因此兴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享针头，并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输回卖血者，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
1995年，时任河南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无奈之下，她几年之后流亡美国，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由于当局没有接受王淑平的举报而任艾滋病泛滥成灾，导致三、五十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至少十万人死亡。
2003年初的非典（SARS）爆发时，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说“我国没有非典，来我国工作、旅游都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赴北京地坛医院检查时，中共把病人装在救护车里在北京城绕。
SARS最终导致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许多人因为患病导致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抑郁症的后遗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SARS 发生伊始， 疫情真实信息被有关政府隐瞒， 结果导致疫情没有被及时有效地控制。北京律师和“后改革思想网”主编陈永苗认为，当年 SARS的发生并没有促使中国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所进步：
“非典疫情当时最终被披露是因为政府处于太大的政治压力，被迫的。非典是一个很偶然和很特殊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性， 不会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有所促进， 因为重大信息披露涉及政治安全，政府害怕披露意外的东西威胁自己的统治。由此， 当年的非典并没有使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制度上的建设。”
同样，在后来的鸡年禽流感、猪年猪流感时，中共同样用封锁疫情当作维稳的政治任务来抓。
当前武汉肺炎肆虐，中共与以往一样，对外隐瞒真实情况，疫情比想像中要严重的多。
其实如果在疫情初期，及时提供信息，重视预防，处理措施得当，疫情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下面介绍一位被称为“鼠疫斗士”的清末民初的医学家伍连德的故事。
“鼠疫斗士”伍连德
回溯100多年前，清朝末期，东北三省出现了严重的黑死病。传播速度之快，在四个月内，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当时，有一人全权负责抗疫工作，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就是伍连德（1879年－1960年）。
对于很多华人，伍连德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在100多年前，他的名字誉满世界。他拥有许多显着的称号，而且都称为第一，譬如他是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是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华人。他主办了中国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还是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第一任处长。
1910年，在哈尔滨傅家甸，当时居住的中国人有24,000人，第一起疫病在这里被发现。从俄罗斯回来的二位中国矿工入住“魁升员”的客栈后，出现了相同的病症：发高烧，咳血，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据胪滨府（今黑龙江海拉尔市）当局报告，10月25日二位矿工疫毙。继而，整座客栈出现相同症状。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也出现同样的死亡现象。人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瘟疫。
地方官将疫情上报北京。由于疫情传播速度惊人，俄国和日本竟以此作筹码，要挟清政府。俄日两国对东北三省虎视眈眈，以防疫为借口，派兵进驻东北，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
疫情和外交告急，中国的外交先驱施肇基（1877年－1958年）担任防疫大臣，他推荐31岁的伍连德主持抗疫工作。1910年，圣诞节前夕，伍连德带着他的学生林家瑞来到哈尔滨。然而此时，疫情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受到传染的民众难以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