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瘟疫】北宋贤臣救灾记

《宋史》中有一句话，“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瘟疫可说是古人心中的灾祸之首。

风雅而富庶的北宋，同样经历了多次大瘟疫的考验。大概每隔几年或几十年，地方州县就会发生一次疫病。史书记录了大大小小的疫灾造成的悲剧，也见证了许多文人贤士济世救民的感人故事。

北宋疫灾频发

自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北宋王朝发生了十多次瘟疫，每十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比较大的瘟疫有：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两浙出现瘟疫。泰州知州上疏称：“饿死者不少，无人收拾，沟渠中皆是死人。”当地有一僧帮助埋葬死者，只能把五百或一千具尸体集合在一处掩埋。在灾情最严重的越州，仅萧山县就有三千多户逃亡，县内几乎没有幸存者。[1]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粮食庄稼颗粒无收，大量百姓被迫流亡。旱灾又引发更大的灾难，“困饥成疫，疫气相传，死者十二三”。[2]

不仅是江南，京城汴京也是瘟疫的高发区，出现瘟疫的次数约占总数的一半。宋太宗时淳化三年、五年，真宗咸平六年，仁宗至和元年、嘉佑五年等年份，都有京师爆发瘟疫的记载。每遇疫疾，北宋朝廷都非常重视，皇帝会向神明祈福禳灾，对百姓减免赋税，还要采取很多应对瘟疫的举措，比如选派医生赴疫区诊治，成立制药局研制治瘟药物，并免费把药品分发给百姓。

史书记载，爱民如子的宋仁宗不惜耗费珍稀药材，甚至摔碎天子御用的通天犀角用于配药，其仁心仁政令人感佩。天子尚且如此，北宋才人辈出，他们面对可怕的瘟疫时，会怎么做呢？

防疫于未然

富弼，北宋名相，具有王佐之才。他曾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还是宰相词人晏殊的乘龙快婿。庆历年间，河朔地区发生洪灾，百姓四处流亡讨饭。当时，富弼因新政失败被外放，他管辖的青州，即将有大量流民涌入。

为了妥善安置流民，他整理出十余万栋房舍供其居住，慷慨地开放官府储藏的粮食，并劝导辖地百姓一同捐粮，供其饮食。他还召集那些曾任职、待缺、寄居的非正式官吏，给予俸禄，安排他们到流民聚集之处，抚恤老弱，以此作为升迁的政绩。富弼救人之心出于至诚，因而人人都尽心尽力。每隔五天，官吏们就带着酒食去慰问灾民。

他还开放了当地的山林池泽，任流民自行获取物产，谋求生计。那时还有大量病故的流民，富弼就把他们合葬在大坑内，名其“从塚”。到了第二年麦收时节，他把收获的粮食赠予流民，让他们能够重返家园。赈灾期间，富弼共救活流民五十多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者达万人。

宋仁宗派出使者，嘉奖富弼的政绩，准备升其官职。富弼却说：“救灾，是臣的职责。”固辞不受。富弼的做法，尽最大努力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瘟疫。大文豪苏轼认为，此前救灾，官员就把百姓聚集在城中，放粮施粥，结果导致人员大量聚集，很有可能出现踩踏事件或传染疾病。这样的做法，名义上是救济灾民，实际是杀死灾民。富弼的做法简易周到，“天下传以为法”[3]，不知救活了几千万人的性命。

哲宗元祐年间，淮南、京东出现饥荒。在附近做官的滕元发考虑到，流民入城后，容易引发疫疾，于是先在城外的废旧营地上，命富户出资，搭建芦苇、竹篾、茅草等临时住房，一晚上就做成两千五百多间，皆配备一应日常用具。流民到此如归，安稳度过灾年。滕元发仿富弼之法，亦救活了五万人。

苦心求良方

长期被贬官在外的苏轼，也多次遇到瘟疫。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黄州不久，当地瘴疾肆虐，连年大疫。苏轼的好友、名士巢谷用一副秘藏药方——“圣散子”治愈病人无数。服药后，轻症者额头微微发汗，就已无恙；重症者连饮数剂，就可发汗通气，稍进饮食，很快就痊愈了。

这副药方堪称瘟疫的克星，无论男女老少皆可药到病除。即使是无病者饮用，也有百病不生的养生奇效，真是济世之具、家之宝也。苏轼见识了圣散子的威力，苦心求取配方。巢谷连儿子也舍不得传，最终还是给了苏轼。不过，他要苏轼指江水立誓，绝不再将它外传。

后来，苏轼第二次在杭州做官，再次遇到瘟疫大流行。怀着拯救灾民的仁义精神，苏轼违背了誓言，毅然把药方送给当地名医庞安，请他医治百姓。此方的每一味药都属于中下品药，一文钱就可配制一副药，千文钱就可配制千副药，是穷苦百姓也负担得起的救命良药。苏轼的大义之举，救活的百姓不可胜数。[4]

苏轼为官一方，为百姓生计着想，特意上疏朝廷，请求减免当地贡赋的三分之一，并下拨更多的财政，用来采购粮食救济饥饿的百姓。他还准备了充足的米粥和药物，派人专门分派到各处。

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大城市，人口稠密，疫情也比其它地方更为严重。因此，苏轼实施一项开创性的救治之法。他用朝廷拨付的两千缗钱，加上自己的五十两金，筹建一座“安乐坊”。这是杭州最早的一家慈善医院，由医僧主管，集中照顾患病的百姓，三年间治愈的百姓多至千人。

规划周详稳度灾年

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为人正道直行，晚年时在越州担任知州。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大旱，赵抃在饥荒到来之前，就命所属各县上报一系列详细的数据。比如，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自给自足的有多少户，需要官府救济的有多少人，可征收粮食的富民有多少户，仓库可发放的粮食有多少石等等。

饥荒到来时，赵抃就依照之前整理的信息，从容地征调粮食用于救济。救灾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百姓也无需流亡他乡。赵抃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全，为了避免领取救济的人太多出现踩踏，他特意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领取，将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

大旱之后多有大疫，第二年春，百姓在饥饿、瘟疫的折磨下，死者殆半。赵抃又设立病坊，招募两名医僧，救护无家可归的病患，为其提供医药、饮食。有人病逝了，赵抃安排人就地掩埋他们。

依照宋律，灾年内百姓只可领三个月的救济，但是这一年灾情尤甚，救济发放了五个月才结束。瘟疫期间，赵抃以救人为己任，早晚劳心劳力，从未懈怠，事无巨细一定要躬亲处理。

遇到不便行公文处理的事情，赵抃一力担当，不连累下属；有人上报的对救灾有益的事情，他立即施行；供给病患吃药、饮食的花费，也都出自赵抃的私人钱财。在赵抃的努力下，百姓遭遇旱疫，也能够保全性命；即使不幸病逝，也得以入土安葬。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有一篇文章赞扬赵抃的功绩：“虽然只是在越州施政，他的仁爱却足以昭示天下；虽然只是在短期内施行，他的方法却足以传给后人。”[5]

忘却生死一心为民

文人刘安节，是理学家程颐的学生，历任监察御史、起居郎、太常寺少卿等。因被宦官污蔑，他被外放饶州、宣州，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当他离开饶州前往宣州时，百姓纷纷挡住道路，哭着挽留他说：“我们州从范文正公（范仲淹）后，才见到刘公这样贤德的人！”[6]

政和六年（1116年）春，宣州出现大疫。刘安节选派医生尽心救治，保全无数百姓。然而到了夏天，刘安节不幸感染疫病而逝，享年四十九岁。当地官民为他大哭，孩童也懂得感激他；士大夫无论远近、相识与否，都为他深深叹息。最后，朝廷为嘉奖刘安节的功绩，荫封其子；百姓为刘安节建立了祠堂，颂扬他的功德。

北宋末年，也有位名臣田昼，为人耿直慷慨。他起初在朝中任谏官，后来在淮扬军任长官。田昼任官时为政以德，百姓皆称赞其品行高洁端正。某年，淮扬爆发瘟疫，田昼不顾个人安危，每天亲自带着医生探访病人，询问其用药情况。不料，他本人感染疫病而逝。后来，淮扬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奉田昼为土神，虔诚地供奉香火。

在瘟疫面前，北宋的贤臣尽忠职守，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与百姓同心协力度过劫难。他们的智慧与经验可为后世法，他们的仁义与善良更是感天动地。

注释：
[1][2]《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卷十四。
[3]《富郑公神道碑》。
[4]出自《圣散子叙》《圣散子后叙》。
[5]出自《越州赵公救灾记》。
[6]出自《宋元学案》。

（转自大纪元）

作者：兰音

责任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