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体制内当了30多年官的李传良,从副市长的高位退下辞去公职是个很艰难的决定。而李传良早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已经对中共体制绝望,所以才决定离开。近日,他又以鸡西市原市委书记许兆君贪腐案为例,向外界说明身在体制内,每一个人都被恐惧笼罩,虽然是高官,但也同时高危。
李传良是举报贪腐许兆君的官员之一。他说,查这件案子的都是许兆君的学生,许上面更有如原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原政治局常委贾庆林这些省部级甚至国家级的官员充当保护伞,结果举报人举报了十几个事件,都是认真按程序向上报告的,最后许出问题了,被查了,“但那都是蜻蜓点水的事啊”。李传良说,许兆君案子处理太简单,“最后处理他,轻轻寥寥的,说他有1000多万不明财产,他家得有几十个亿。所以我感觉这才是中共最可怕的一面。他被处理了,在监狱里还能指挥外面,可以指挥在职人员,这多么可怕。”
更让李传良感到恐惧的是,像他一样的举报人,共同提供证据的人,陆续都被抓了。中共反过来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现在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啊。他有余威啊,他儿子是原来刑警队长,以黑打黑,黑社会这一套的,平时都带着枪。我们在国内每天都害怕他雇凶把我们杀了”。
许兆君事件及李传良原部下孔令宝因批评中共隐瞒疫情而被清算让他对中共体制彻底绝望:“我只有对这个党,更加更加的不信任,彻底的反对了。我只有放弃了任何一点点的幻想,所以什么叫被逼梁山,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形象,我就这么比喻,那你怎么办呢?”
人固有一死 与其被中共威胁恐惧 不如挺身而出
李传良说,明知公开与中共决裂要付出相当打大的代价,但他仍选择出走海外发声。原因有三点:
第一,逼上梁山。“没有办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了,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那我这些战友,亲朋好友,他们陆续被打击啊,我不再发声,不再声援,谁去发声去声援啊?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了,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那我这些战友,亲朋好友,他们陆续被打击啊,我不再发声,不再声援,谁去发声去声援啊?”
第二是性格使然。
李传良说,第三点是他也是得了癌症的人。“我不管活几年,我能怎么的?说白了,我被它吓死了,被它打击死了,被它害死了和我病死了,没什么区别。所以我刚说了,我能发点声发点声,能让世界的人民,特别中国大陆知道真相,能号召更多人起来,我知道我这点声音哪到哪啊,非常绵薄,但是我就想啊,中国现在这个体制烂透了,是个暴政体制,是个腐败体制,能否将来达到民主自由,真正的一个法治国家,可能是我的下一代,后下一代他们了。所以为啥声援香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活动我都去参加,我觉得香港是中国一个多好的世界窗口,何必这么去做呢?这就我真实理念。所以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没办法,东北话,我豁出来了,就这么做了”。
李传良还在访问中对年轻人表示,面对一件事,要自己好好分析分析,多动动脑筋,认真思考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他们应该真身看看,身在这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法制的国家,但我想说他们还是很年轻”。
今年57岁的李传良,拥有硕士学位,同时是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高级会计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从1983年起,李传良就进入鸡西市财政系统工作,曾任鸡西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鸡西市国资办主任等职,直到2012年1月当选鸡西市副市长,已经在财政系统任职近30年。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任鸡西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2017年3月辞去公职。
在为中共政府工作这三十年来,李传良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中共根本失去了人民、社会和国际的监督,形成了中共各级党书记一人说了算的情况,“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抓谁就抓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认为这就是中共暴政和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从体制上的根就烂了。
2020年8月17日,李传良在海外媒体大纪元上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民主党惹恼了中共当局。随后不久,中共黑龙江纪委称,李传良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在担任鸡西市财政局长、市政府副市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长期搞钱色交易。李传良为躲避调查目前已逃至境外,并向境外转移部分涉案赃款”。
对于中共的各项指控,李传良表示在意料之中。他说:“我都懒得去看他(中共)说我犯了什么罪、违反了什么纪律,都是虚假的。”事实上,在其出逃美国、公开发表言论后,与李传良共同观点的多位亲朋好友也陆续被抓捕。他说:“矛头直接向我而来。”。
李传良还称,自己仅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市副市长,却由新华社中纪委发新闻,太离奇了,很明显地就是为了“抹黑”,所有的指控都是当局匆忙编织的虚假罪名,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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