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声2020年11月29日】（编辑：吴永健）
跳楼
1967年11月19日早晨，她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跳楼身亡，时年仅48岁。
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反右」时，她的丈夫因被捕的经历而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开除中共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她则成为「右派家属」，三个孩子也自然成为了右派子女。不得已，只好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并独自带着孩子从北京前往上海生活，以为可以躲过这场风暴。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的文革还是将自己彻底打入了深渊。1967年4月，中共华东局机关将她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最终中共造反派们以一张蒋介石（蒋中正）夫妇吊唁陈布雷时与其家人的合影，作为她是“叛徒”的铁证。
死者果然是她，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
因为两天之前，也就是1967年11月17日，中共宣传部正式揭开了批斗陈琏的序幕，在全体大会上，勒令她当众交代历史：是怎样向反动老子（陈布雷）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受到蒋介石接见时对她下过什么指示？为什么在那之后仅一个多月，就匆忙进入解放区？到底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因为之前，有人从图书馆的旧报纸堆里翻出陈布雷逝世时的报导，发现了蒋介石接见陈布雷家属的消息，找到了陈琏戴孝的照片……
这些，都成了能置她于死地的「重磅炸弹」，当时的报刊都一再这么宣扬，说「文革」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曾经身受蒋介石恩泽的人，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不把这种人揪出来，更待何时？
陈琏自杀后，对她的批斗并没有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称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并当众宣布开除的她的党籍。
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中共特工（傅冬）傅冬菊不同的是，陈琏临死前还叮嘱儿子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而傅冬菊潜伏在「剿总」的枢纽，除盗窃大量情报之外，还成功策反其家父。她还忽悠自己的叔叔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后来没几年，他叔叔就被共产党迫害致死，而当上水利部长的傅作义竟然眼睁睁救不了。傅作义开始后悔。后来，傅冬菊死前重病住院，因为级别不够，资费药太多，治不起病，活活等死。死前说，他愧对家父，要是和家父一起去了台湾，还会有今日！
接下来就继续讲一讲陈琏那更悲催的故事吧，用现在的一句时髦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坑爹」。她一直是以忠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如一个吸海洛英而死于海洛英的亡魂，仍对海洛英怀着深深的恋倦与怀念，恨不得再吸上它一口。她留下的绝笔书这样写道：「关于我被捕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将来你们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已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叛逆
1919年出生的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因陈夫人生产时身亡，所以人们怜惜地称她为「怜儿」。陈琏6岁前一直由外婆抚育，被宠爱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与倔强。6岁时，她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后来违背了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随陈布雷到重庆上中学。期间，她读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思想比较激进，并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绍下于1939年加入了中共，之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当时昆明「左」派人士甚多，中共地下活动也异常活跃，陈琏也加入其中。
1941年，国民党为反击中共不抗日打友军的做法，在皖南一带消灭了叶挺部的新四军，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围剿。在中共的安排下，陈琏也秘密撤离了昆明，并在行前给姐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尽管充满了热情的陈琏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却是另有打算。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在外躲藏一年后的陈琏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并利用父亲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搜集情报。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琏执意要去北平（北京）教书，把家安在上海的陈布雷在犹豫后同意了。
在北京期间，陈琏与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婚礼十分隆重，不仅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参加，而且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但陈布雷因公务在身，没有参加。
陈琏的特殊身份为夫妇二人在北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在二人结婚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查获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时，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导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显证据，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二人以「共党嫌疑」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自然也惊动了蒋介石，蒋在反复调查后证实与陈布雷无关。同时，因无法确认二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蒋告诉陈可以保释，但请他「严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陈琏被保释出狱后，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陈布雷让其住到家中，并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并嘱咐他要「好自为之」。半年后，回到南京的陈琏夫妇遵照中共地下党的吩咐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继续搜集有关情报。
其实，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后，陈布雷见国民党败退以无法挽回，加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的不争气让他颜面尽失，去意已决。陈布雷自杀后，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也受到批判斗争，所幸未死）专程到南京，告之可以安排陈琏秘密到「那边儿」去工作。之后，陈琏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区的通行证，然而，殊不知那是回到了人世间最黑暗的开始。
中共建政后，陈琏先后担任国家少儿部长、华东局文教处长、全国妇联执委等。袁永熙则在1953年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可是好景不长。
后记
由于他们被捕而没有死的原因，受到组织的怀疑审查，叛徒与变节的过失、怀疑等等难逃其咎。此后，「文革」造反派从陈琏继母家中搜到陈布雷日记上一段话：「怜儿，不要再过问政治，好好学习业务，凭自已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这些「铁证」的面前，她有口难辩，有屈难伸，要么招认，要么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诚来表示自已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土」。
多年后，陈琏的儿子如此说道：「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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