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个全球流行瘟疫的时期，人最好别跟医院打交道。但是，谁也不知道厄运在哪个角落里躲著。
比如我们上次采访过的纽约市小生意主弗吉尼亚‧耐维尔（Virginia Neville）的母亲，一个名叫凯茜‧布罗歇（Cathy Brochet）的加拿大魁北克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去食杂店买水果的途中，在停车场上就能碰到事故，因此进了两次医院，还经历了她今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奇遇。
3月27日那天星期五，下午4点半，我带着我自己做的口罩去买东西，先到药店买个胶带，然后去食杂店，蔬菜和水果在疾病大流行期间可是让人保持健康的好东西。
从药店出来，没有胶带，我就直奔我的车。那辆该死的车就在我的车旁边，有一个20英寸长的拖车挂钩，我显然是没有看到。
挂钩一下子刮住了我的脚面，我一个倒栽葱脸朝下摔了下去，跟着右侧胸部也砸到了地上。眼镜破碎，眼睛砸黑，四颗牙崩裂，满嘴是血。
两个人向我跑过来，问我行不行，让我留在原地不动，叫来正好在街对面的警察。
警察来了问我：你有病毒症状吗？你去过哪里？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时右侧胸部一阵剧痛。
他们叫来了救护车，警察扶我坐起来，一个好心的女士也过来帮忙，把我摔碎的眼镜放进我的手提包。人们把我送进了Hôtel-Dieu 医院。
在急诊室，他们开始问我一些细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说：“也许我应该告诉你们，我女儿8天前刚从美国回来，现在住在我家。”
接下来的崩溃时刻让我即使处在那么疼痛的情况下，也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他们这事。
“准确地说从哪儿回来的？”警察问。
看起来“纽约市”不是一个好答案。人们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然后一下子都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最后，他们又出现了，全副武装，手套口罩防护衣，还互相告诉我没有老实交代事实，一句不提我摔倒受伤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感觉自己是个“贱民”，被如此地轻视。然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一个像牢房一样的单间里，而我就是那个被定罪的罪犯。
后来人们再进来拍了X光片子，没有发现骨折，就让我回家，“我的疼痛怎么处理？”我大著胆子问。
“回家吧，没有骨折，回家去。”他们说。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被医院的车送回家，我丈夫切克（Chuck）在家门口等着我。
路上我就开始恶心，到家后就吐了出来，身上的痛更厉害了，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想睡觉就像一个不好笑的笑话。弗吉尼亚拨打811叫救护车，对方说“如果冰不好使的话，你妈妈还得回到医院来。”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到了第二家医院Hôpital Fleurimont的急诊室，又是一个急诊室。这回我主动说：“我女儿的室友做过新冠病毒检测，在他们离开（纽约市）的时候，结果出来是阴性。”
仿佛我的话有魔力，新的大夫马上温柔地说，我的腹部必须做一个超声波，看到我很痛苦时，就把我转到了一个重症监护病房，这回不是一个牢房。
我和其他病人用一个帘子隔开。我这时严重怀疑我被放在了那些可怜的肺炎病毒患者当中了，后来证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化验，来看我的医生都是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但是没有穿防护衣。验血、头部扫描、腹部扫描、另外一个超声波……最后他们说，我要看专科大夫。心脏科大夫也来了，虽然我说英语和法语，但我还是高兴这个大夫说的是英语。
他们似乎无法诊断我的病情，可能是心脏病？可能我的肺部有血块？可能水泥地把我的心脏撞坏了？因为我喝一滴水都加重我的疼痛，他们又说是不是我的胃坏了？
下午一点的时间来了一位微笑的女士，用轮椅把我推到10楼，要做一个一小时的检测，他们要看看我的动脉有没有堵塞。他们必须将一种染料注入我的血管，如果有堵塞，就需要安装支架。
一个外科大夫进来介绍他自己，然后用他的没戴手套的手来握我的裸手，我内心惊讶，“难道他没听说过大流行病吗？”
正当大家准备的时候，突然一个大夫冲了进来，叫道“停！”原来一个技师刚刚发现我肾上腺有内出血，那也是他们要做的这个危险步骤中可能引起的一个副作用，他们不能再冒险加重出血。难道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我的剧痛吗？我被送到一个心脏病病房。
这里是一个单间，他们说“要观察观察”。他们给我鸦片类麻醉药（Narcotic Dilaudid），又看我对吗啡过敏恶心，他们又换成泰诺（Tylenol），但是还是一点用也没有，我疼得要命。
到了晚上，我感觉到我就要死了。当人在如此疼痛的时候，死亡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
8点半的时候，女儿弗吉尼亚打过来电话。现在疫情期间医院不让陪床也不让家人来医院探望。
我迷迷糊糊中地听她给我读“法”。她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而我并不是，后来切克接过电话，他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让我念那一句在我看来像是一种永恒的智慧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让我默默的、重复的念，发自内心地念。
切克是我了解和信任的人，而且，人在那种疼得无法入睡，头一天也一夜没睡的情况下，我感觉自己像叶子一样就要飘走了，这时你会做任何事情的。我说好吧，这要是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会说“不”，甚至连想都不会想的。
我跟着切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后来护士进来，给我一个抗恶心的药和0.25克的羟吗啡酮，之前我们讨论过，我只能接受这么少的量，我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床上躺了下来。
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我“醒”了过来，这意味我刚才是睡着了。哦，多么光荣的睡眠！我怎么能睡着呢？疼痛呢？我试着挪动一下，天哪，全身的剧痛消失不见了！我又动了动，如果说以前我的疼痛是100%的话，现在只有2%，甚至是零！。
到此时此刻，布罗歇这次似乎已经招来死神的厄运戛然而止。她肯定地说，“一种神奇的力量起了作用”。
“他们只给了我羟吗啡酮，就那么突然的，大约五个小时，或者四个半小时，哇！”她在电话里感叹，“是的，就是奇迹。”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她一直琢磨，是吗啡吗？肯定不是。那就是……法轮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