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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瑞典特殊防疫:继台湾之后的又一个成功典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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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瑞典特殊防疫:继台湾之后的又一个成功典范。(图片来源:pixabay)

【希望之声2020年10月11日】(本台记者周扬综合编译)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时,世界各国几乎都采取封城政策,希望通过限制公众社交接触,来阻止病毒传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瑞典并没有实施全面封锁措施,特别是在欧洲多国疫情反弹时,瑞典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却呈下降趋势。瑞典的特殊防疫措施得以关注,成为继台湾之后的又一个成功典范。

瑞典:民主国家不必照抄中共封城的极端方式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泰内尔(Anders Tegnell)表示,瑞典之所以能够避免出现疫情反弹,是因为采取了更可持续的抗疫政策,而不是反复的封锁和开放。

早在5月,泰内尔就预测,瑞典国内拥有抗体的居民比例高于其他国家,这将减慢病毒传播速度,有效避免疫情加剧。当时首都斯德哥尔摩有约7.3%的人拥有新冠病毒抗体,略高于西班牙的5%,但距离群体免疫的70%至90%还差很远。

泰内尔解释称,瑞典高死亡率主要源于疫情在养老院内大规模爆发。据法兰西24新闻报道,瑞典有近一半的死亡病例都是在养老院。

瑞典公共卫生局负责人卡尔森(Johan Carlson)认为,瑞典政府抗疫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向民众传递的信息清晰又始终如一,把重点放在个人责任上。

《金融时报》报导,瑞典的特殊防疫方式,保障了医疗系统正常运转,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待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单纯地以降低死亡人数为目标。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的评论则指出,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瑞典没有动用立法手段来促使其公民改变正常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许多瑞典人都自发减少外出活动。因此,瑞典模式更多在于信任。

瑞典与中共友谊的小船翻了又翻

今年4月23日,大纪元发表了特稿:《越亲中共疫情越重 防疫有良方》,文中写道:“远离中共,谴责中共,不为中共站台,作为个人、组织和国家,都可能因此减轻甚至避免病毒侵害,迎接美好未来。”“瘟疫因为中共而来,也将因为人们对中共的态度而改变。”

2015年,桂民海一案导致瑞典与中共关系生变。瑞典籍书商桂民海在香港铜锣湾经营一家书店期间,出版过关于中共领导人的书籍,中共当局对此十分恼怒。2015年,桂民海在泰国旅游时,被中共特工绑架。2017年获释后,2018年1月,乘火车前往北京途中,被多名中共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今年2月桂民海被中共当局以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罪名判处10年监禁。中共还指其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瑞典外长抗议审判结果,要求中方释放桂民海。

2005年中国在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建立欧洲第一家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2015年被关闭。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维丁(Astrid Soderbergh Widding)解释此举时说,“总体而言,在一所大学的框架内建立由另外一个国家出资的学院是备受质疑的行为”。

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在官方媒体指责瑞典的特殊防疫政策是“投降”,是对其它国家的威胁。作为回应,瑞典对中共的态度转向强硬,4月份,果断关闭了境内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瑞典和中共的关系更加恶化。孔子学院被指是中共向海外渗透的间谍和宣传中心。

4月22日,瑞典第二大城市哥特堡(Göteborgs)宣布,中断与上海长达34年的姐妹市关系。据悉,瑞典曾有116个城市与中国大陆的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现在近百个城市已经解除了这种合作,包括林雪平市和广州,吕勒奥(Luleå)和西安、韦斯特罗斯( Västerås)和济南、达拉纳(Dalarnas)和武汉等。瑞典《今日集会报》(Dagens Samhalle)报导,林克平市市长维金格(Lars Vikinge)表示,由于中共大使馆威胁瑞典政府,他们决定断绝与中共所有的政治联系。

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瑞典是是欧洲第一个表态反对的欧盟国家。新唐人今年6月1日报导,瑞典17位国会议员在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谴责中共的公开信的上签名。国会议员约瑟夫松表示,中共公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也不会遵守其它合约,呼吁世界共同制止中共的专横跋扈。他强调,自由社会不能接受中共的嚣张和挑衅。该法案6月30日通过,并在香港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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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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