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年前的瘟疫中 苏轼建医院出药方

才高八斗的苏轼精通医药，曾在杭州筹资为百姓建医院，救治了很多瘟疫中的百姓。

千钱可活千命的“圣散子”

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赴任杭州知府。

刚一到任，就碰到瘟疫大流行，病患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肿，不少人因此死亡。杭州城里的百姓到处在大街小巷里求医问药。

之前苏轼被贬黄州时，黄州附近也爆发过瘟疫，死人无数，他的好友、四川名士巢谷曾用祖传秘方“圣散子”治好过濒临死亡的百姓。后来巢谷将此秘方给了苏轼，再三叮嘱他不可示人。

但为了拯救灾民，苏轼心存大义，他请名医庞安时坐堂问诊，将“圣散子”传授给了庞安。此方效果极好，哪怕是重症危急病人，“连饮数剂”后，就可以“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而且此方所用皆中下品药，一服药只收一文钱，千钱即可活千命，史书有记：施药后“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设安乐坊救治百姓

当时人口稠密的杭州城有37万人，为解决瘟疫，苏轼将朝廷拨付的修缮费节约出2000缗钱，自己捐出50两黄金，他的夫人王闰之也变卖了首饰捐资，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苏轼利用这些钱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头建起一处病坊，取名“安乐坊”，聘用僧人掌管，这就是古代的医院了。据记载，三年时间里，安乐坊医好上千个患者。在众安桥和江岸，苏轼又各开一药局救治百姓，叫“惠民药局”，巾子巷的“惠民药局”开得最早、规模最大，后来巾子巷便改称惠民巷了。

安乐坊建起后，苏轼派官员带郎中在城内各街巷为病患救治，免费发放食品、药品。元祜五年，疫情趋于平缓，苏轼派人给穷人烧粥施舍，煎药送给无钱请医的病患。

后来，苏轼被贬惠州时，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求助，说广州流行疫症死人无数，苏轼就把自己在杭州的经验告诉了他，于是，广州也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安乐坊受到朝廷重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也开始在各地设置类似的病坊救治百姓。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对安乐坊的郎中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代表官服，就是认可郎中的官员身份，安乐坊也改赐名安济，称安济坊。

整治无良药商

传说瘟疫流行时，杭州城富户金百万囤积居奇，他开药铺高抬药价，大发瘟疫财，一些人买不起药，他就趁机赊药收取高息。

不久金百万也身染疫病，请名医都没看好，听说苏轼“惠民药局”的“圣散子”灵验，金百万便让人去拿药方。但药局有规矩：只舍药，不开方；只免费舍给穷人，有钱人用药，每用一副，须捐助药局百两纹银。

为了活命，金百万只好捐银买药。只吃了三副，病即见轻。金百万又叫仆人拿银子去换药，吩咐说：“先问清楚，再服几副能痊愈。”东坡告诉这个仆人：“此药三副即见效，您家老爷三副也未痊愈，定是未行善事啊。”

仆人不解，苏轼说：金百万高价卖药、高息赊药，撵走化缘高僧，此就是不善之事。不善之事缘于不善之念，有不善之念，必得不善之症。要想彻底去病，须除不善之念、将赊药借据当众焚烧，按章再捐银子。捐得越多好得越快，否则病势加重，难以痊愈。

为了活命，金百万不得不件件照办。

古代儒生常常精通医药

才高八斗的苏轼是大文豪，为啥精通医药？而且，很多古代名士为什么都能懂些医药之理？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易学为指导，所谓不懂易不学医，而《易经》在传统文化中被尊为五经之首，是一切学问之根。启蒙教育之后，古代读书人首先要学习研究的，就是《易经》。医书属于经、史、子、集中的子部，在大学之属。

古人称医生为“儒医”，儒者，读书人也。所以古代文人常常深谙中医，读书人若没有中医修养，很难说是真正的儒者。

苏轼不仅写有很多谈医论药的诗文，而且撰有医书《苏学土方》，记载了有关医药杂着及部分单方验方及养生的内容，宋代一些名方验方，就因苏轼的收集而得以保存至今。后人把《苏学土方》与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良方》合编成一本《苏沈良方》，如今这是很重要的古籍医书。

苏轼种植过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材，经营过药圃，善于对药材进行辨伪。被贬陕西凤翔任签书判官时，他发现当地缺医少药，就把他在京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五卷书写出来，张贴于市以供民众抄录使用，此举广受称赞；被贬惠州期间，苏轼经常亲自采摘草药，研制药膳。

平素苏轼也常把搜集的药物储备起来，如果有人来求，他就无偿送给人家。苏轼不善饮酒，一杯即醉，却喜欢酿各种新奇的酒及药酒，喜欢让朋友饮酒开心。有人不解：你也没什么病却储备了这么多药、酿这么多酒给别人喝，这样辛苦图啥啊？苏轼笑答：“如果生病的人得到了救治的药物，我自己就身心舒畅啊。”

参考资料：

苏轼《书东皋子传后》
《苏轼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
《中医药典故与传说》
《宋会要辑稿》

作者：段玉成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