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彻底失败的例证。一国两制原本是邓小平为台湾量身订做，然而，台湾蒋经国总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曾对美媒说，中共不守信用，一国两制是不可信的。他在一次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丁大卫谈话中还表示，“先总统蒋公曾经告诉我说：与中共谈判就是自杀！”
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说法，“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许诺“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虽然先对台湾提出，但却在香港付诸实施。
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人士时对“一国两制”作了说明：“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
他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同年10月3日，邓小平说“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邓小平说的这段话，白字黑字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蒋经国反对“一国两制”
然而，对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一直都是坚决反对的。
国际问题专家汪浩撰文《蒋经国为什么反对“一国两制”？》中指出，1982年10月，蒋经国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一国两制”时，他表示：中共不守信用，任何期望中共允许台湾与大陆统一后能保留单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切实际的。
他说，中共不允许大陆人民有自由，却允许台湾人民有自由，这种想法太天真；大陆人民不能随时向中共建议改革，却允许台湾人民将来随时提出改革建议，简直是幻想。
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又对美国里根总统特使刘易士说，中共“曾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说法。两种制度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中，是不可能的。中共不过是用此来引诱我们，我们不会上当的。”
他还说“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我们对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协，因为屈服与妥协，将造成我们的毁灭。”
文章表示，从蒋经国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有三个本质缺陷：
一、逻辑上矛盾性，如果“一国”很好，为何要“两制”？“一国”和“两制”在本质上存有冲突及不调和，“一国”总是优先于“两制”。
二、时间上过渡性，不是永恒的。终将趋向于“一国一制”，即中共一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实行上压制性，“两制”并不对等。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是把台湾、香港、澳门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台湾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1984年10月7日，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与英国公布香港协议为大阴谋，大骗局，大统战。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又保持香港现在社会型态，其作用有二：一为对我统战，企图以香港模式解决所谓台湾问题；二是使香港人放心，事实上等于西藏协议。”
郝向蒋经国报告“中共是否信守对香港的承诺，关健系于中华民国是否继续壮大”，蒋经国同意。
10月16日，蒋经国向国军高层指出“我愈坚强，中共对我阴谋愈狠毒，中共所谓和平即为战争，吾人加强战备，应就可能封锁诸方式妥筹对策，中共一切措施均为谋我，我应坚定，坚强，坚决，我之成败，武器固要加强，但关键仍在民心士气，应创造对自由世界有利的变化。”
1985年12月9日，蒋经国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丁大卫谈话中，提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蒋经国说：“他在北平与邓小平谈到邓与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学的事，邓问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问好。我对此事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不同中共接触的政策是不变的。我们根据中国历史与中共来往的经验，决不会与它谈。”
“先总统蒋公曾经告诉我说：与中共谈判就是自杀，所以无论中共如何威迫利诱，我们都不会变的。”蒋经国说。
整个1980年代，蒋经国对中共始终坚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蒋经国的核心路线就是“反共，亲美，保台”。
蒋经国被认为是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他曾是威权政治的关键人物，却也是台湾民主与现代化的推手，他在临终之前解除戒严，为台湾开启了民主、自由的闸门。
事实证明，蒋经国对一国两制的判断是正确的。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还只有22年，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制环境就遭受中共的严重侵蚀。
今年6月9日起，由中共在港府背后强推的《逃犯条例》（送中条例），触及港人底线，引爆百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香港民众纷纷表示，反送中运动是保卫香港民主与自由的最后一站，誓言抗争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