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
艰难岁月
1
蒋介石于1939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招致了日军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这就是1940年以后近两三年的艰难时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为抵消重庆国民政府，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准备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
1月16日。
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威逼他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他的“新中国”一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就将被取代。通电称：
兆铭（汪精卫）对救国夙有决心，如先生始终坚决予以拒绝，则兆铭即不能再顾虑此事，势必先全力谋求局部和平，再选择到达全面和平之途径。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先生如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时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媾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实现，则兆铭及各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协力，迅速实现全国和平。
蒋介石对汪精卫发出的通电，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上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了大幅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
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车上。好一派春风得意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宣读了《还都宣言》。
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里所有机构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现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但是，正当“还都”剧演到高潮之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却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现出枪眼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
正在游行的人们，开初还以为是哪里在放鞭炮庆祝，但当那枪子儿呜呜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瞠目结舌了。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着枪，指着“国旗”大骂不休。
汪精卫得到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国”政府，前往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交涉。
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抗日政府国旗。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日军官兵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严重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
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橛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3月30日。
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汪精卫宣读《还都宣言》的声音，顿时大怒，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通缉令说：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回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声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接着，蒋介石下令悬赏十万块大洋，拿办汪精卫人头。
日军为了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倾其海陆军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进行了连续半年之久的狂轰滥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机七次轰炸重庆，共出动飞机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庆被炸二十一次，日军共出动战斗轰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敌机十三次轰炸重庆，每次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庆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动飞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庆被炸五次，每次敌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间。
10月，重庆被炸五次，五次敌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敌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成都、自贡、乐山、宜宾、万县、南充等大中城市尽数受到毁灭性轰炸。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这些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地轰炸，房屋被夷为平地，许多小县城的居民还不知飞机为何物，初见敌机光临，都拿了纸钱对天焚烧，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对天磕头作揖，以为那是天上来的神物。
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着地上大群大群的烧香拜神者俯冲扫射，向他们头顶上扔炸弹。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敌机顺长江而上轰炸重庆，途经涪陵时，也给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山城带来了灾难。
机群临空掠过，燃烧弹雨点似地倾倒下来。千千万万的市民呼号挣扎……住在小东门卢陵会馆的上千名受训新兵，被炸弹炸了个中心开花。会馆变成了焦土，到处是残缺的肢体，一些炸弹落到长江和乌江汇合口，江水里飘浮着数以亿万计的死鱼死虾，人的生命和大自燃的一切都无一幸免，倍遭战争涂炭。
地处莽莽巫山丛中的巫山县城，是一座从屈原那个时代起，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民间优美传说的小城镇。神女峰、望天坪、楚阳宫……每一个传说都飘散着长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个传说都饱含着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们却首先“品尝”了当时最为毒烈、杀伤力最为残酷的空爆炸弹的轰击。敌机走后，长江边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烧弹焚为灰烬，男女老幼死伤枕藉。幸免于难的居民，在苏鹏举的国民自卫队和驻军的帮助下，上山割来羊胡子草搭成窝棚，因而在《巫山县志》上留下了“草城”时期的历史记载。日本飞机经常从沙市机场起飞，前去轰炸重庆，总忘不了要丢几个燃烧弹烧烧草城。
大后方民众，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境地。
巫山县中学，被迫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阳乡的一个山洞里上课，被人们称为岩洞中学。
1936年6月11日，夜间。五十四架敌机突然飞临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镇上的人们，都能看见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红红的火舌。许多市民全家被炸，烧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敌机轰炸成都，数以万计的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敌机一百九十架轰炸重庆。
蒋介石正在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室附近连中数枚炸弹，玻璃窗亦被震碎。
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被炸得一塌糊涂，火光冲天。
敌机刚去，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他的统帅部，映入他眼里的是呛鼻的浓烟，灼人的烈火，还有电线杆上、树杈上挂着的被炸烂的军装布，血淋淋的断手断脚，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参身上的了。冒着硝烟的焦土上，远处崖壁上溅满了浓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脑浆。
受伤的在血泊中挣扎，没受伤的在奋力扑火、抢救战友。统帅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罗瓦笔下的《希奥岛的屠杀》，又仿佛是米开兰基罗的油画《洪水灭世》。
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见了这血雨腥风的惨景，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泪来，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蒋介石一动不动地立在坝子中间，脸色铁青。离他夫妇俩不到十米的地方，军令部二处年轻的少校参谋裴先章和公务员吴某，正在排除一颗嗖嗖冒烟、即将爆炸的燃烧弹。近在咫尺的危险，蒋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动，一直站在那儿，此刻，复仇的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过院子。山城，正燃烧着冲天大火，各处不断传来定时炸弹的轰隆声。
2
蒋介石决定在1940年夏季，对长江中、下游之敌发动一场比冬季攻势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第五、第九、第三战区，根据这一战略意图，在冬季攻势结束后，立即着手整训部队，准备大反攻。
但是，曾受到冬季攻势沉重打击的华中日军，决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复作战，现在又侦悉重庆方面将发动夏季反攻，决心以先发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战区的夹击重压，争取主动。
日军中央陆军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一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迅速调集了第3、第13、第39三个师团和第40、第6两个师团各一部，于1940年5月1日，发动对李宗仁第五战区的进攻。
日军兵分三路进击。
第一路：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以北向西进攻；
第二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由随县向襄阳进攻；
第三路：第13师团，由钟祥向北进攻；到达枣阳地区后，与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并排向西进攻。
日军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同时西进，将第五战区主力迂回包围于枣阳地区唐白河畔，予以歼灭。
5月初旬。
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示：日军之战术为速进速退，在一周内就能恢复原来态势，故应夹击与截击其退路，以消灭敌人。
李宗仁认真按照蒋介石意图，命令战区主力各部，避开日军进攻锋芒，向侧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队阻击迟滞日军。
5月4日。
日军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一路猛杀，攻陷泌阳，准备乘势向西猛进，突然收到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十万火急电报：
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泌阳北侧，有于当夜攻击第3师右侧背之势……
该路日军一听说汤恩伯军到来，立马慌了神，停顿下来，抢占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迎战。
园部军司令官还很不放心，当即又调一个旅团配属第3师团，以加强抵抗力量。
第3师团等部（约两个师团兵力），在泌阳提心吊胆地呆了三天并未遇到汤恩伯军，才壮了胆儿，于5月7日继续西进。
5月8日，襄东平原。
各路日军会师于枣阳地区，却扑了个空，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庆。
夜间，蒋介石向李宗仁发报：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以全力先在战场附近围歼敌军，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
5月10日。李宗仁指挥的张自忠、汤恩伯等四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已将日军包围于唐白河畔、襄东平原，准备将其歼灭。但是，日军此时并未疲惫，战力仍强，围歼日军变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血战。
园部和一郎得到报告：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五个师的部队渡过汉水，进入东岸。在重围中杀得两眼发红的园部和一郎，顿时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国军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两师团和池田支队等部，南下包围第33集团军。
此时，第3师团等部顿呈孤军。汤恩伯集团军等部，迅速从四面蜂拥而至，将敌包围，予以痛歼。日军不支，拚死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张自忠将军的情况却日趋严重。
张将军所部原驻守襄河西岸荆门地区。当日军长驱直入，直下枣阳，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襄阳进攻时，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过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决定亲自率领突击队过河作战。集团军副司令冯治安将军竭力劝阻，但无法改变张的坚决态度。冯又提出由自己率队过河作战，张仍执意亲征，不容更议。
出发前，张自忠面对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对祖国破碎河山油然升起无限眷恋之感，提笔给冯治安留下遗嘱，决心以身报国：
仰之我弟：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D：师的代号）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领直属特务营和第74师渡过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战斗。5月8日，在新街与敌遭遇恶战一场；5月9日，挥师北进；5月10日，到达峪山，与峪山之敌展开血战。
此时，园部得知张自忠行踪，将张部一个师误认为五个师，倾其三路大军中的两路围歼张部。
张自忠与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创，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
5月16日。
张自忠左臂中弹受伤，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战至下午两时许，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将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战死。
重庆。
天低云暗，苦雨潇潇，山城在雨雾中静静地淌泪。
巍峨的朝天门码头，站满了自动前来迎榇祭悼张自忠上将遗体的各界群众。
蒋介石一身戎装，伫立在滔滔的大江边，他的身后，肃立着重庆国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
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在呼唤着将军的忠魂……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3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个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周边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忏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忏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出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休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属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被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位蒋介石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他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徒招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攻击，而心怀不满。
4
1940年夏季。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
日军占领宜昌，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第五、第九战区对武汉形成的铜墙铁壁似地防御体系，给劈为南北两半。“钢刀”的锋刃直对陪都重庆。
此时，国际局势亦风起云涌，急剧变化。就在日军攻占宜昌之时，华南日军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出动，切断了经由越南进入中国广西、云南的国际援助路线。
7月中旬。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日本签订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规定在此时间内，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等抗战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重庆和整个西南数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飞机编队临空，向下倾倒炸弹。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烧。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数惊。
为了安定民心，镇静内部，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发表演讲，誓言重庆国民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地抗战方针，以不变应万变。
来自长江方面的危机最为紧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状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被日军紧紧挤压在鄂西北偏僻山区，已不便于顾及和指挥宜昌这个缺口了；南岸，薜岳第九战区主力被远远甩到了侧后，因而对江南鄂西地区和湘西地区的防务，亦是鞭长莫及。
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个数百里的空间，一个混乱复杂而薄弱的结合部。
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成为拱卫重庆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敌继续西犯，突破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庆，国民政府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蒋介石决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他在军委统帅部最高幕僚会议上指出：“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他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谁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没有点将，将领中也没有自告奋勇者。
第六战区责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这大门，作为司令长官被杀头事小，背上个亡国之罪而遗臭万年却使人望而却步。
会后，陈诚来到蒋介石住所，请求让他去守这个大门。他说，“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应由我去守。”
陈诚当时身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蒋介石觉得将其放到战区，有点儿委屈了他。
但陈诚却执意坚辞所兼中央高官，决心去第六战区戴罪把守都门，并发誓挡住日军。若陪都门户有失，愿将自己头颅掷地。
其实，蒋介石也觉得只有陈诚去守这个门户，才使他最为放心，便允准了。
两人在一起商议组建第六战区的有关问题。蒋介石问陈准备将长官部设在什么地方。
陈诚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一番见解来，“日军若从长江方面进攻重庆，江北，有纵横数百里的巫山和神农架原始林区挡道，因此，敌使用大兵团从江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微。从宜昌向西仰攻三峡天险，亦可能性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衔接的边境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岳地带，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经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庆相通；湖北的巴东、恩施、宜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达重庆；宜昌南岸的安安庙经木桥、野三关到恩施、建始，有一条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庆。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因此，据我判断，日军若攻重庆，必然从江南而来。第六战区的防御重心应放在江南。六战区长官部也应置于鄂西恩施。”
蒋介石对陈诚的意见甚表赞许，意味深长地说：“恩施，据说古代的夜郎之国就是那个地方。我现在拨五个集团军，四十万兵力给你，望你这个夜郎之国，顶住日本这个世界军事强国！”
8月中旬。
陈诚率领新凑齐的第六战区长官部人员，由重庆来到恩施上任。并首先将他的五个集团军的战区直辖部队进行了精心布置。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该部辖三个军，驻防于巴东至宜昌的长江两岸，在石碑设要塞，构筑永久工事。在悬崖峭壁上凿猫耳洞，配置机枪、炮群，封锁长江航道，如同一把铁锁锁住江防大门。
该部郑洞国第8军的荣誉第1师驻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线，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宜昌机场。一次，敌轰炸机二十一架轰炸重庆之后，在此降落，该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准射击，击中机场油库，顿时火光冲天，将二十一架轰炸机全部焚毁。自此之后，敌机再不敢在这个机场降落。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守备江南湘西的津市、澧县及华容、南县地区。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之。守备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窖。驻守江北雾渡河、分乡场、远安地区。该部第32军415团1营一直坚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头阵地，达六年之久，该营官兵与日军阵地仅隔数十米，说话聊天相互都能听清。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担任江北远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备。
战区直辖第2军军长：李延年。部队配置于江南巴东至野三关之间，以作机动。
陈诚来到施恩。这是一个地处丛山之中的市镇，交通不便，居民不满五千，而且已数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面破败不堪。陈诚同时兼任湖北省主席。当时的湖北有七十一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的丘陵山地。平时民众自给亦感困难，陡然增加几十万军队，以及从武汉、宜昌等地后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员及家属、学生等数万人，粮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更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为了安定民心，巩固防线，陈诚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的战区建设。
陈诚在战区地方建设中，首先将鄂西的专员、县长中的无所作为者都一个个地撤换下来，换上了有魄力、敢负责的人。鄂西不单地僻民穷，而且风气特别败坏，吸大烟、赌博、嫖娼盛行，土匪猖獗。陈诚上任后，制定了一连串的行政法令、法规，亲自检查督促，务求贯彻施行。对于违法犯规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民党官员，犯了哪条哪款，就按哪条哪款办理，毫不留情。当时的宜昌县长名叫武长青，此人是陈诚在保定陆校的同学，与陈关系甚好。因包庇鸦片走私，违了法规，被陈诚下令逮捕，经审判后判处死刑，枪毙在七桥坎公开示众；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良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县有个搞兵役的营长卖放壮丁，吃空缺，被判死刑……经过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上不敢怠忽职守，初步稳定了社会局面。
陈诚在第六战区推行所谓的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以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努力增加社会生产；设立平价供应处，遏制通货膨胀；保证军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教师、学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鼓励商品流通，保障工商业者生产。巴东县有个叫朱立青的在江边大道旁开了个榨油厂，常有过往的军队占住厂房，生产受影响。他便写信给陈诚，述说苦楚，陈当即手书一道“工厂重地，不准驻兵，倘敢故违，严惩不贷。”的告示，寄给朱某。
自那以后，虽然仍常有军队过往，多有累、饿得走不动路者，却再也没人敢进民房工厂了。
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陈诚一到恩施就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都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劳的。
陈诚将逃亡到恩施来的大批教师、学生组织起来，兴办了若干所学校，统叫“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当地民众称为“联中”，由陈诚亲自兼任联中校长。陈诚经常以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面孔，到教师、学生中来，笑容可掬地问寒问暖，征求意见，赢得了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拥护。他提出计划教育方针，指派人员编印《计划教育实施纲要》、《湖北省中等学校升学就业办法》等教学法规。所谓计划教育，就是全部实行公费教学制度，所有学校，都是培养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材的地方。
陈诚亲自抓教育，以严师态度，父母心肠，对待教师和学生。因为侵占学生利益，他亲自下令撤换了建始高中和巴东初中的校长；恩施一名粮仓主任，因将发了霉的玉米供应给学生，被关押了起来；利川一名学生被土匪杀害，陈诚顿时怒火万丈，限令利川县长于国桢在两天内破案，抓获凶手……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第六战区，恩施岌岌可危之时，陈诚下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同时，他却命令省教育厅三科科长王延杰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带，为各校联系落实校舍，首先将学生和教师撤离。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他还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一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
陈诚初到恩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他跟第九战区薜岳通了关系，薜某给了他一批粮食。湘粮运鄂西，千里迢迢，途经土匪云集的永绥、保靖、龙山、桑植、酉阳、秀山、黔江等地，陈无力抽调大批部队去川鄂湘边区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将军前往匪窝子进行安抚召示，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讲明抗战军队的艰难困苦。结果，土匪盗贼皆为之感化，千里山道运粮，畅通无阻。
陈诚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不仅很快就将第六战区所在的那块数省交接、贫穷险恶的三角地带，建设成为抗战较为坚实的前进基地，有效地拱卫了陪都重庆，而且还在社会各界为自己赢得了战区建设典范的美名。
5
1940年，长江方面的正面战场，受到日军极其沉重的打击，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向天皇报告：“1940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少了两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敌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给的迹象。回顾1940年，中国方面由于我政、战两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这年年底，中国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1940年，我军伤亡严重，据各战区全年历次战报统计，伤亡共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人。是开战四年来，伤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华北日军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
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于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1938年，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领部队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率其集团军驻守。
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
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5月5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着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于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踊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
扫除谮逆清妖蛊。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迂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滴血！血战一星期，中国军队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与敌血战。
包围圈越收越紧。
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中条山中段血流成河。闻喜、夏县、四交河、张镇店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均呈孤军奋战状态。
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
5月8日。
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唐回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
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
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哭，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5月13日。
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散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拔刀自戕！
5月9日。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敌血战了两天。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
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拥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
5月18日。
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
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啕痛哭。
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弹尽粮绝，对突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
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
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突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
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亡。
5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通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渑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发起反攻，阻击南下。
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
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第76军以第196师之587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巍峨的中条山，会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
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山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6
1940年秋季。
随着近卫文磨第二次上台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和杉山圆转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日本与德、意轴心同盟更加紧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已经更加紧密地结合为一体。
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终于沾上了边，挂上了号。此一变化，对孤军奋战的中国或许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决定，公开宣称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
9月6日，蒋介石借正式明令重庆为抗战首都之事，向国内外庄严宣言，困难再大也将毫不动摇地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条件，中国也断然拒绝，日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时对中国的抗战也开始转向支持的态度。10月8日，丘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圆；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公开倒向美、英，最终对日取得胜利的信心已经更加不可动摇，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蒋已完全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长杉山圆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陆海军必须加强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于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队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三个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中国方面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中国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的一段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于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从此，在我方战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史达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竟然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径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7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中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于崇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和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七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旷日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
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钜。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帽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拚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通车。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
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发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方、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局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说：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导了一则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月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圆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圆。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造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
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姆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泸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追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 v ”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成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8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决心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但是，他遇到的麻烦却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圆、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圆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氾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入厂里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子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圆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在对他不得已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一些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不法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天，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圆。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像，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罄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圆。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圆……
四川省全年税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圆。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圆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政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米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布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由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政府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会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
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圆。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
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送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像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粮食变成了货币。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过。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太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9
1942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像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声汽笛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泸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写字，在街头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了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圆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圆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
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
1942年2月，重庆市北碚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圆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
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在合江县城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对着万头攒动的民众慷慨激昂地讲着：“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拚死战斗的结果！
“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将士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无计其数！在长江两岸战场上，我们的将士在淫雨季节里没有雨衣，只能穿着湿衣服坚守在战壕里！”
冯玉祥说到此处，已声音哽咽，老泪横流。
会场上，闻者无不为之泪下。
冯老将军接着说：“同胞们，我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将士的精神鼓舞。同胞们，让我们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无论老少男女，都要立个新的志向，下个新的决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国决不甘休！同胞们起来！献出你们的良心和赤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援抗战！”
前方抗日将士的事迹感动了人民，千万民众争先恐后捐款捐粮。合江白鹿乡施晋先一次献金六十万圆；合江县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学校长陈秋农，捐款六十二万圆；乡绅丁慎辉、木材商人雷绍清等人也捐献了三十万。
合江国立女子中学校长龚慕兰女士，将自己一枚金戒指脱下交给了冯老将军。在她的带动下，该校教师、学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该校许多女学生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用劳动挣的钱捐献。姑娘们的口号是：爱国不分畛域，爱国没有顾虑，爱国超居人前。
冯玉祥出色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姑娘们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师生真正地表现出了“爱国没有顾虑”的性格，赶排了话剧《嫁给男士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抒发对抗日将士深深的爱，推动节约献金运动的深入发展。
合江第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从前线转来的荣誉军人，他们最知前方之苦，节约口粮四百五十斤，捐献国家。
合江救济院的孤寡老人们也掏腰包，凑了一千圆，捐献出来。
合江三青团、民众教育馆等团体，举行了三天时间的篮球义赛，卖票三万圆，全部捐献。
节约献金如火如荼地开展，合江地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县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帘里奔跑叫卖《节约献金专刊》。孩子们滑倒了，浑身泥水，不哭不喊，把卖报得来的每一文钱都献给了国家。
国家的危机也使那些吝啬鬼、守财奴受到心灵上的震撼。合江《党政公报》报导：
冯玉祥将军在这国家生死关头，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合江，使醉生梦死的人们，有钱不出的绅商及出钱未够、发国难财之流梦醒了，觉悟了，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节约所有的靡赀，献出自己所有的金钱，以洗罪赎愆，从此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好男女，黄帝的好子孙……
在国家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冯玉祥将军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还是沉痛的心情，暂且不去计较，总之，他的行动使许多人觉悟了，梦醒了。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四十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献金达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圆。
冯玉祥也被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长江会合处的马街渡口悬崖，运足底气，挥毫写下四个斗大的字：“还我河山！”并在这四个字后头附跋一段：“民国三十二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同胞，爱国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向冯玉祥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块；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圆。
在献金高潮中，有人献了六百万圆而不留姓名，感动得冯玉祥一口气写下好长一首打油诗“……祥受大感动，感动泪沾衣；何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川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块，在他的带动下，成都献金顿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共计二千二百五十圆钱，双手擎着交给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永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搏动。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家乡沦陷，生活非常艰苦。时已严冬，许多学生尚无寒衣。学生郑德信、熊汇莹等人发起每人捐十圆运动，很快就有百多人签名认捐。
在江津，许多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到轮船码头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挣钱捐献。
在江津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出现了某大学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师学院附中、聚奎中学等校学生爱国献金的竞争场面。各校学生竭尽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数。沦陷区迁来的国立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钱的情况下，宣布全体节食一天，追加一万圆。
在前方，张自忠将军在就义以前曾对部属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方，青年学生们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献出良心，别无其他办法！
重庆《大公报》赫然通栏标题：
我们都跪下了！
报导的是白沙一次献金大会的情况。
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大会，当商会代表宣布献金六十万圆时，全场各界民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商会献得太少了。但商会对此却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参加大会的各校学生代表自动聚在一块开会，商议促动商会献金。一个学生代表提议，每校选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会跪求，得到大家赞同。于是，各校学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会代表不得不宣布增捐十万圆。学生和各界民众仍感觉商会太抠，他们齐声呼喊“两百万”的口号。
商会心痛钱财，不肯再增加。
学生的呼声越喊越响亮，并纷纷参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后，全场一万多名男女学生都一齐跪下了！
全场一片惨痛的哭声……
冯玉祥将军再也忍不住了，淌着泪哽哽续续地对全场青年学生们喊道：“你们的这种爱国热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又对商会的人喊：“我们对这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啊！”
商会代表终于被感动了，答应捐款二百万圆。
随同冯玉祥参观献金运动的美国友人罗斯先生，见此情景，也被感动得泪水直淌，他对冯将军说：“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夜里，冯老将军躺在床上，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一大片黑压压跪下的青年学生；耳畔老响着那成千上万个青年学生为苦难祖国哭泣的声音……深夜了，那哭声越来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从床上坐起来，用他那当兵人朴实的语言，用他那颗被感动的心灵，一连写下了五首五言诗，以颂扬那些为苦难的国土跪下的青年学生：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土；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青年血泪哭，赤诚复国土；流血作警钟，同胞齐御侮。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国。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公布，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五亿多圆。
那不是钱，是大后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是万千青年学生同苦难深重的祖国一起跳动的心！
冯玉祥将军宣布：节约献金运动所得捐款由总会
直接呈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用于慰劳前线将士、伤残军人和苦难民众，以及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军需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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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重庆政府这座大厦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
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
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万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
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这些侨居海外，接受了所谓海洋文化，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党派之争，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嫁女”的心情，倾力关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战。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圆，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1937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圆。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由于蒋介石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之中仍在艰难地推进着宪政准备，海外华侨基本上都买他的帐。
国民政府之下，专门设立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经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华侨求援要钱。华侨突击性的捐款已解决了政府不少难题，但蒋介石苦于常年常月的战费开支，便直接打电报给各地华侨组织，请求他们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个固定的捐款数，就像老板给工人发工资一样，每月都有。
蒋介石的电报说：“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藉收实效。”
政府侨委会根据蒋介石指示，通电海外侨胞，请其推行常月捐。通电说：
我国长期作战基本条件，在于财力有源源不断之补充，而目前国内生产较厚之地，都被敌骑蹂躏，敌机肆虐，损失重大，经济建设，不免困难……然每念前方将士，前仆后继，战区民众，颠沛流离，自当本匹夫有责之心，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
海外侨胞遂按月缴纳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给国民政府发工资。
南洋诸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圆。
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圆。
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圆。
各地华侨汇兑的侨汇就更多了。
侨汇：即华侨以赡养费名义寄回国内的款项。它成为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为九十五亿圆以上。
美国华侨为了支援抗战，竟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回国内。
1940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战费开支为十八亿圆。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共为十三亿三千万圆。华侨承担了绝大部分战费开支。
华侨除捐款、认购公债和侨汇外，还捐助了大批军需物资。
重庆政府宣布：抗战头三年中，华侨捐款飞机二百一十七驾；救护车汽车一千余辆；坦克二十三辆；其他如棉衣、麻袋、医药用品等无法计算。
重庆国民政府统计宣布：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二百二十六亿圆。其中，华侨汇款为五十三亿圆，相当于国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
国民政府对此评价：华侨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
战争在中国南方、北方和东方前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待续）
（本文首发于《黄花岗》杂志）
作者：大陆 孙挺信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