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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對比天安門事件與反送中條例,一個大陸人遲來的道歉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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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20日】(歐洲希望之聲張子清製作)6月,春夏之交,古稱精陽,為天地閒陽氣至盛之時。30年前這個時候的北京,數百萬学生、和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市民在機槍,坦克,與腥風血雨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胡同里弄中奔逃。倉皇閒,一個古老民族走入現代政治文明的路被徹底斬斷了。

從此民主,自由,人的四大基本權利要麽是殺頭的禁忌,要麽被解讀為吃飽飯,賺大錢的權力。而更多的國人或是在紙醉金迷閒或是在掙扎苟活中,漸漸的把1989年那場至陽至剛之時的抗爭當做是一場笑話,或者是青春期的躁動,或者是心底最深處的傷疤,再也不願提起。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輪回,30年,半個甲子之後的今天,据北京萬里之遙的香港,還是在這精陽之時。還是成百萬的學生,和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市民走上了香港街頭。他們用廣東話講著“民主,自由,人的四大基本權利”,還要加上好多象“公民抗命,沒有暴民,只有暴政”等等等等這樣的新詞。對於已在紅塵中摸爬滾打數十載的我,再多的新詞又如何?冷眼看著屏幕那邊萬里之外亢奮的年輕人,心中不自覺地想:還不是最後草草收場,還不是要回到柴米油鹽醬醋茶,還不是要回到電腦前,繼續寫著那冷冰冰的代碼來換取明天去咸亨酒店“溫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所需的那“九文大钱”。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直到有一天…屏幕那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出來說“送中條例”壽終正寢。我心底裏似乎某個地方轟的一聲崩塌了。緊接著震驚,羞愧,連帶著一連串的問號涌上心頭。他們真的做到了。就是那群操著廣東話的香港人?!就是那群我中學老師口中“文化沙漠”上只知道賺錢的香港人?!我開始發現我好像在什麽地方錯了,而且錯的離譜,我開始去讀書,去網上查找和香港特別是與“送中條例”有關的一切。我需要重新認識香港,香港人,最關鍵的是重現認識一下自己。

在我梳理心中疑問的過程中,最先出現的問題是這個: “香港回歸二十年,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從1997年的佔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7%降到了今天3%都不到,之前你是東方明珠,現在你根本比不上深圳。那你們爲什麽要鬧,你們有什麽資格閙?”

我覺得很理直氣壯,沒有那麽多貢獻就不應該有那麽多的權力。這沒有錯,但是當我去瞭解香港人這次“爲什麽要閙”的時候。我開始動搖了。

事件的起因是2018年12月13日,台灣通緝香港男子陳同佳,指他在台北殺害一起到當地旅行的女友潘曉穎,但因為香港和台灣沒有引渡協議,無法向香港申請將他引渡返回當地受審。

對此,香港政府在2019年2月13日正式宣佈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當中刪除原有條文中寫明的引渡法例不適用於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的限制引來外界關注。其後不久,香港法律界及政界提出五個其他方案,其中包括2位大律師公會前任及現任主席,聯合發表聲明,指出有其他可行方案。但特首林鄭月娥均予以否決。執意修改《逃犯條例》。

如果條例修改成功,按照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的話說:“香港人只要在大陆曾有过共產黨认为是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将你引渡到大陆受审,而大陆又没有什么公正司法可言,一切都在共产党领导下。” 如果該條例通過,香港的司法獨立將蕩然無存,一國兩制將蕩然無存,而這些是二十年前中共給香港人承諾五十年不變的東西。

那麽隨著這些法制與政治基礎的崩潰,香港作爲貿易自由港的地位將被取消,大量外國資產及外籍人士將撤離香港,香港人不要説現在所擁有的自由與法制沒了,直接面對的就是生存問題。這不是空穴來風或是主觀臆斷。早在4月15日,英國議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修改《逃犯條例》會削弱香港的自治權,令它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點五制」。緊接著在5月30日,英國加拿大發表聯合聲明,關注修例 對在香港的英國和加拿大公民帶來影響,也會影響香港的商業聲譽,強調修例建議必須經過「最嚴謹」的審議。7月14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其中指出,建议商务部考虑将香港视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不再将香港列为独立关税区,而归纳为中国同一关税区,限制潜在军事科技输出香港。如果這些成行,以貿易與金融為生命綫的香港將成爲一個死港,那時候的她可能連一個普通的中國二三綫城市都不如。

曾經有中國人説民主與法制不能當飯吃,從香港的事情來看這句話大錯特錯,對香港而言沒有民主與法制就沒飯吃。

所以香港人現在不是在閙著要更多的權力,而是要生存下去。700萬人的香港,200萬人上街游行。這是真的觸到香港人的底綫了。

那麽好吧,暫且說他們是爲了生存,第二個問題接踵而來: “大陸經濟近幾年發展這麽快,而且回歸之後二十年香港與大陸在經濟上融合相當緊密,現在香港股市,中資超過一半,外資剩下不到3成,很多香港人北上大陸工作,既然經濟上已經融合的這麽緊密,就做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不好嗎?”

很明確,不好。首先阻斷這條路的就是中共國防大學教授少將徐焰。他告訴香港人,就是想要做大陸人都要進行再教育,去殖民化。那麽什麽是再教育?是這樣的嗎?還是這樣的?還是這樣的?

其次給出否定答案的是平均每年5萬的大陸來港移民。1997年後由大陸移居香港的人數已佔香港縂人口的十分一強。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應該都非等閑之輩,因爲他們一來就可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購買房產,使香港房價相比於2005年漲了4倍。《紐約時報》6月19日登載的了這樣一個2008年移民香港的上海人的故事,這位自稱黎明的女士說她享受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其他的公民自由,而这些自由在她日渐专制的祖国是缺失的。黎明担心修改《逃犯條例》将会敲响香港人权的丧钟,于是她参加了十多名活动人士组织的103小时绝食抗议。

生活不只是生存。經濟上的緊密無法代替生活實質的不同。是做富有的奴才,靠恩賜活著,昨天還是人上人,明天就是階下囚;還是做自由的田舍郎”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靠天靠地靠老子都不是好漢。”大部分香港人想做後者。他們想要保住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由,不會為說一句話就進監獄,丟性命的自由;法制,不會因爲為敏感團體辯護就被下大獄的法制;安全,不會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幼兒園受到毒打猥褻還無処伸冤的安全。 這個要求並不高,但在某些地方怎麽就這麽難?但凡有的選擇,誰又願意在那樣的地方生活呢?

接下來我就問了自己一個很傻但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問題,我能容忍香港人嗎?

是的,我對香港人的印象並不好。記得剛出中國時香港新機場一個小小的服務生那冷漠與蔑視的眼神,還有一句小聲的咕噥:”大陸仔”。讓我到現在都無法釋懷。不只是我,記得還是在香港人反對23條立法的時候,在一個飯局上,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說:“香港人又在閙,我不喜歡香港人,他們太高傲,什麽人都看不起。現在終於有人能治治他們了。”幾個朋友馬上附和,這時候一位也是從大陸來的朋友説了一番話很有意思。他説:“其實仔細想想,不只是香港人看不起外地人,我們不也是嗎。深圳人看不起深圳以北的所有人,北京人看不起北京以外的所有人,上海人更絕,連上海郊區的人都看不起,然後全中國人都看不起河南人,拿河南人開玩笑。人不就是如此嗎,誰又能真正看得起誰呢?只不過香港人表現的比較直接。他們這次是在為維護自己的權益在抗爭,在對抗暴政,這事情要支持,他們看不起我們是私人恩怨,不能因爲私人恩怨就沒了道義。”這話一出,飯局上一片尷尬的沉默,不是因爲有了爭議, 而是因爲話題太敏感,就是認同也沒那個膽子深入探討,後來大家就匆匆的散了。自那以後,再看香港人也不那麽討厭了。這次上網查資料,在一個講述香港人對抗暴政的視頻下看到這麽一條留言:“身为一个被你们讨厌的大陆人,还是要说你们做的是对的,支持,加油。”

看完留言,心裏最後那點芥蒂也不見了。

在查找資料,閲讀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以彈丸之地與中央帝國分庭抗禮似乎是香港的千年來的宿命。

740年前,就在整個漢地都已經被蒙古人征服的時候,南宋皇帝端宗趙昰(shi4)和少帝趙昺(bing3)被元朝軍隊相逼南逃至此,建立行宮「石殿」,這就是今天香港名勝宋王臺。其後在据香港80公里外的崖山外海,宋蒙最後一戰,宋軍大敗,左丞相陆秀夫對少帝赵昺說“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接着将玉玺栓在赵昺身上,背起年仅八岁的幼帝跳海而死,“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深圳蛇口有地名曰“赤灣”,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從來都説趙宋孱弱,想不到一死卻如此剛烈。後來民間傳說赤湾海滩漂来一具身着黄袍龙衣的童尸,当地百姓得知是宋少帝遺體,便礼葬于赤灣小南山脚下。1911年香港趙氏後裔重修少帝陵寢。這就是今天深圳名勝“宋少帝陵”。日本人說“崖山之後無中國”,沒想到上天可憐,中華一絲英靈竟在此一隅代代相傳。

178年前,香港開埠,從此三權分立,新聞自由,現代科技,都從這個彈丸之地流入古老帝國的身軀,開啓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智。

136年前,一個青年從家鄉廣州府翠亨村來到香港就讀于英國聖公會開辦的拔萃書院。其後近十年閒,他一直在香港讀書學習。這個人是孫中山,他在之後的演講中曾説「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最後總結道:「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

近80年前 中共竊國主政,资本家、地主、农民為逃避迫害來到香港,開啓了大逃港的序幕。此後中共歷次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大量中國人背井離鄉,逃亡香港。據統計1950年以後,香港人口以每十年100万的速度增长。其中絕大部分是逃港的難民。港英政府全部接受,並與以安置,這些人成爲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的重要因素。

30年前,當中共在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六四學生運動的時候,150萬香港人上街游行抗議中共暴行。其後香港的黑白兩道聯合展開黄雀行动,營救64學生,至1997年,共救出约800人,其中在通缉令中遭到搜捕的23名学生领导人中有15人成功获救。

18年前,時任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批准租借“中环大会堂音乐厅”给香港法轮功学员召开心得交流會。當時,法輪功在中國已經被迫害2年。其後法輪功在香港雖然受到各方面干擾不斷。但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及注册团体依然受香港法律所保障。

今天看著催淚彈中不離不棄的香港少年們,突然想起梁启超曾經說過: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相比於深圳河對岸廣闊大陸上那些高歌著愛情,纏綿于”你愛我,我愛他,要是不愛就自殺”的少年。誰才更像是這個民族的希望呢?

(身为一个被你们讨厌的大陆人,还是要说你们做的是对的,支持,加油,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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