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
【2020年06月24日】（欧洲希望之声王瓊编译）事實表明，像Zoom這樣的公司採用「一個公司，兩個系統」是行不通的。
如果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給人帶來一線希望，那就是美國人終於開始警惕雄心勃勃的專制中國（中共）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從民意調查顯示，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中共）的態度明顯變得更強硬；美國的兩黨開始針對中共與美國不相容的目標和價值觀，而凝聚在一起。不幸的是，美國的一些主要科技公司仍試圖採取選擇越來越不受歡迎的中立。
我非常清楚這個問題，因為幾年來我一直在谷歌擔任政策顧問。在那裡，我了解到，公司的政策（如社會的法律）反映了其最基本的價值。今天的問題是，總部位於美國但也在中國運營的科技公司正在努力遵守兩個從根本上相互矛盾的價值觀。
美国的法律是通过民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得以实施。然而，中共製度卻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即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中共，它強迫中國人接受，並強烈地壓制了對其權威的挑戰。兩國普遍存在的政治價值體系不同是雙邊競爭和緊張關係加劇的主要原因。高科技公司在承擔遵守中國法律的任務時面臨這種緊張局勢，因為他們可以以“顛覆國家政權”逮捕異議人士或對維吾爾人進行大規模監視，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不道德，也是不正當的。
多數技術公司試圖通過，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市場運營，來實現利潤最大化，這是他們的自然反應。可以將這種運作方法視為「一家公司，兩個系統」。通過「蜻蜓計劃」的簡短介紹，我親眼目睹了這個策略的一些好主意，這是一項緊縮的努力，目的是使搜索結果符合中共信息過濾後的標準，在中國所謂的「長城防火牆」後面提供一個新的Google搜索引擎。這次經歷使我深信「一家公司，兩個系統」的模型行不通。量身定制的原則使其與中共的命令兼容，使其在系統上與美國價值觀不兼容。
這個矛盾在今年6月3日得以展現。數百名美國和中國人權活動家，在紀念天安門大屠殺31週年的前一天，Zoom視頻會議中斷了。事實證明，該故障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意識形態上的。同一周，Zoom關閉了總部在加利福尼亞的持不同政見者周逢鎖的賬號。隸屬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著名中國學者伊麗莎白•經濟（Elizabeth Economic）
隨後透露，在討論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共對維吾爾族的殘酷壓迫以及其他禁忌話題時，她也被踢出了Zoom研討會。她寫道：“我們所有人都覺得很好笑，但也知道這並不好笑。”顯然，這是中共企圖對中國境外進行
審查導致的。
Zoom是一家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視頻會議公司，其知名度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封鎖期間的飆升。該公司回應稱，此次事故僅源於該公司有「遵守當地法律」（在這種情況下為中國法律）的義務。它為中國以外的用戶受到牽連而道歉，並恢復了美國人勸活動家的賬戶，並承諾不審查非中國賬戶。
Zoom還表示，它正在開發技術「根據地理位置，對不同的使用用戶進行不同級別的刪除或阻止」。換句話說，Zoom正在推出「一個公司，兩個系統」的模型-中國用戶將受到審查，而中國境外的用戶則不受審查。
此模型中的缺陷已經很明顯。儘管Zoom向美國用戶保證不會因違反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而受到處罰，但該公司不保證不會保留或監視美國用戶的談話內容或帳戶信息。 Zoom還沒有解決以下問題：當美國的用戶與中國的用戶進行跨境交談時，或者居住在越南的中國公民出於學術目的使用Zoom討論天安門屠殺時，會發生什麼問題。
實際上，Zoom無法在這些問題上提供可靠的保證。這是因為該公司通過各個子公司在中國僱用了至少700名工程師，因此要全面遵守中共制定的監督法。互聯網公司在中共當局的壓力之下。大量工作致力於確保網絡內容避免超出中共所設定的自由權限。 Zoom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備案文件承認，其因為僱傭中國員工“可能使我們面臨有關解決方案或數據安全功能完整性的市場審查。”輕描淡寫。中共主導著中國的科技公司開發的應用程序TikTok在向美國應用程序用戶推廣的視頻中讚揚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共政府。同樣，Zoom的每位中國僱員均受中共《國家情報法》的約束，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公民須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並對任何協助保密。
在美國，私人公司與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完美無缺。但總的來說，美國人期望公司將遵守自由表達，法治，保護用戶免受搜查和扣押，以及其他法律程序要求。如果科技公司有犯罪跡象時，將受到審查，還會受到公眾媒體的譴責。在中國，人們的首要前提是完全遵守中共的法律，而且絲毫不考慮隱私保護。即使是最精明的律師也將很難調和兩個遵循不同價值觀法律體系間的矛盾。
這不是假設的挑戰。Zoom承認中共政府要求其終止與天安門紀念活動有關的維權人士賬戶。因此，有人會問：中共還要求Zoom做了什麼是Zoom尚未公開承認的？誰能說長期以來一直在對美國公司進行經濟間諜活動的中共政府，沒有要求Zoom員工監視敏感的業務對話？或者是說其員工沒有在Zoom平台中設置漏洞；或中共官員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威脅這些工程師和其家人？
此類安全漏洞將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嚴重，這是很難估算的。病毒大流行使得Zoom像中了頭獎似的。個人和組織已轉向使用視頻會議服務來與家人保持聯繫，快速遠程面談，教學生，傳遞宗教服務，開展業務甚至舉行內閣會議。在2019年12月，Zoom每天有1000萬會議參與者，到2020年4月，這一數字已飆升至3億。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SpaceX，NASA，Apple和Google等公司，已禁止員工使用Zoom進行工作會議。美國參議院，國防部和德國政府也發出同樣的警告和限制。但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是，正如《紐約時報》的保羅•莫祖爾（Paul Mozur）所說，世界上大量的互動是在一個網絡平台上發生的，該平台希望能在相互矛盾的「遵從言論自由原則與中國龐大的審查機構的力量」中存在與延續。早在三月，我警告過Zoom被困在一個不可能的位置，並有可能最終暴露其用戶，不幸的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在這個問題上，Zoom並不是唯一面臨此問題的公司。蘋果公司目前在中國生產iPhone，在中國的銷售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最近，蘋果公司向中共屈服了，並從其App Store中刪除其非常受歡迎的播客應用軟件。許多科技公司發現自己陷入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體系的兩難之間，要么被迫退出中國市場，要么乾脆選擇根本不在中國運營。像Google，Netflix，Twitter，GitHub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同時為美國和中國用戶提供技術上的支持，在法律和道德上都面臨著巨大挑戰。
考慮運營“一個公司，兩個系統”模型的技術挑戰。從Zoom所採取的行動來看，該公司可以通過兩種主要方式構建一個遵守審查敏感話題的中共法律的交流溝通平台。這些工具要么跟踪和檢測違規帳戶，要么跟踪和檢測違規內容（或兩者的某種組合）。通過跟踪違規帳戶來執行審查法律，將要求Zoom收集並彙編有關帳戶戶主信息，以確定該所有者違反中國審查法律的歷史和可能性。通過跟踪違反內容來執行這些法律將需要Zoom設置一個系統，該系統通常稱為「分類器」，可以自動掃描進行中的對話並解讀顯示和所說的內容。即使Zoom針對此類案件製定了可行的政策（鑑於固有的含糊性，這是一個很大的“如果”），任何自動執行系統都必定會遇到邊緣案件，這將導致它設計計劃以外的內容。目前還不清楚，如果它履行其為全球所有用戶提供加密使用端的最新承諾後，它將如何繼續遵守中共制定的法律和政府要求。
再就是法律上的障礙。根據國際法，訴訟人可以使用法律程序，強迫外國公司通過其國內法律機構實施任何法律限制，除非這些分支法律機構具有基本獨立的裁判結構。這意味著，如果Zoom的中國子公司確實受到Zoom總公司的控制，則中共政府或任何中國實體都可以強迫美國母公司以合法請求的名義，移交信息-假設其選擇不遵照《國家情報法》。從理論上講，美國地方法院可能不會執行此類訴求，但從歷史上看，美國法院一直忽略了外國當地“禁止”法規來獲取文件。當所討論的法律制度是尊重個人自由和法治的兩個民主國家的法律制度時，這些法律錯綜複雜性就足以證明了，而當一個國家是實行的列寧主義政黨法律體制時，困難更是無可估量的增加了。
這在道德上，還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對於矽谷理想主義者而言，在內部和外部進行調和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公司應秉持公司的價值觀，並且認為這些公司生產的產品與價值無關。例如，基督教媒體報導說，通過Zoom加入星期天禮拜儀式的中國基督徒後來被中共逮捕。 Zoom的美國員工會滿意地引用《當地法律》，因為他們的平台不僅被用來壓制言論自由，而且被用來壓制異議人士和少數群體，因此他們這樣的行為還要持續多長時間？
在Google，答案是“不長”。公司的許多員工在致管理層的公開信中反對「蜻蜓計劃」。
其他公司可能很快會面臨類似的困境。亞馬遜和微軟各自在中國運營雲存儲服務。如果中共向微軟施壓，如果微軟想繼續在中國開展業務，它將向其移交中國不同政見者的信息嗎？自2004年以來，雅虎向中共政府洩露了報紙編輯師濤的電子郵件帳戶（後來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這樣事情困擾著矽谷。如果中共在相同條件下，要求其提供中國境外用戶的信息，會發生什麼呢？
最後，「一個公司，兩個系統」的最有害的弱點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那就是地緣政治。Zoom最近出現的問題，可能會讓技術領域開始有廣泛思考，這不是由市場壓力引起的，而是由戰略壓力引起的。中共病毒大流行加劇並加速了專制中國與民主美國之間新的冷戰的爆發。這場鬥爭具有模糊的灰色地帶攻擊，這種攻擊既是永久性的，又是具有戰略影響力的，但從未完全達到常規的戰爭標準。哪個國家更好地利用技術創新力量可能會佔據絕對的優勢。
在這種日益加劇的衝突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型民營企業可以將其民用技術重新用作非對稱戰爭的有力武器，因此這樣的信息實質上是雙重用途的資產。正如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所說，“數據片段……每個數據片段本身無害”可以匯總和合成，以衍生和發展為“比您更了解自己的知識”。從人臉識別到5G網絡，兩用技術的不同應用已經被中共政府武器化為政治控制和地緣政治影響的工具。正如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總結的那樣，「中共正在利用技術來完善其獨裁統治。」
各國政府開始將全球科技公司視為各自國家力量的代理和潛在目標。政客們談論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像他們曾經談論原子彈一樣。遲早，美國公司會發現在這場競爭中保持中立是站不住腳的，更不用說包容北京的獨裁者，同時還要保持與華盛頓有一個良好關係。美國決策者將越來越多地將容納或協助中共的美國公司視為不愛國且對國家安全利益具有腐蝕作用的實體。
對於矽谷的許多公司而言，這將是無禮的衝擊。多年來，大公司一直被視為準主權。丹麥任命了世界上首位技術行業官方大使；微軟稱自己為「中立的數字瑞士」，並鼓勵其他公司也這樣做。正如Palantir首席執行官Alex Karp所說，這種看法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與矽谷高管的行為不一致。」但是，由於華為和百度等中國科技巨頭支持中共的修正主義議程，美國決策者對美國企業保持不結盟立場將不會長久。正如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在本月早些時候寫道的那樣，選擇是在「遵循美國原則和自由言論，或最求短期全球利益和妥協審查制度」之間進行的。霍利的結論反映出華盛頓決策者之間日益增長的兩黨情緒，應該成為矽谷其他人的警鐘：「現在是您選擇站隊的時候了。」
脫鉤日益被視為太平洋兩岸貿易政策的方向。當前的美中關係比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動盪，這種脫鉤是緩慢的，還是軟的，或是艱難的，還是快速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美國公司應該為曾經無法想像的結果做準備：在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技術垂直領域中，突然而艱難地脫鉤。最終，矽谷高管可能對參與地緣政治競賽不感興趣，但是美國和中國的根本利益分歧正在迅速進入這一地緣政治領域，企業需要通過認真思考後，並決定自己的立場。
作者簡介：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是斯坦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的高級顧問，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也是即將出版有關技術政策與國家安全關係著作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