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26日】（歐洲希望之聲臻慧綜合報導）2020年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病毒（COVID－19）這一話題佔據了大部分的新聞主導地位，而全世界的人們與各個企業也同時為生存而戰鬥著。慢慢的，許多企業意識到：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出現了兩個敵對的經濟集團，一個以中共為中心，另一個以美國為中心。
可以說，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發展已經走了很長時間。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也已經進行了十多年：其實國際貿易在中共病毒爆發之前就停滯了，外國企業直接投資在2018年比2007年的峰值下降了70％。中美關係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領導下發生了更具對抗性的轉折。到2018年，我們已經目睹了一場新的冷戰的爆發。
中共病毒為戰略物品的生產回流提供了理由，並加速了這一進程。例如，日本剛剛撥款22億美元，用於幫助從中國回流的企業。中共病毒直接或間接的在已經很長時間的中美爭論中又增加了一個主要的爭議點，包括中共病毒爆發的責任問題，到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結束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問題。
6月18日，美國總統川普發表推特（Twitter）：「美國確實在各種情況下都保留了與中國（中共）完全脫鉤的政治選擇。」
6月23日，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表示，如果美國公司不被允許在中國經濟中公平公正地競爭，將導緻美中經濟脫鉤。
近日，隸屬於哈佛商學院的哈佛商業出版社（HBP）就當前政治與經濟情況分析，總結出4招教您做好中美「脫鉤」的準備：
1.減少在香港的商業事務
中共已經明確表示在香港實施國安惡法。雖然法律的內容尚不清楚，但此舉顯然與香港內部的自治地位明顯不同。中共的公開幹預引發了人們對香港維持法治能力的質疑，這是中國大陸發展薄弱的特徵。這也意味著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將停止對香港給予特權待遇的風險。因此，企業應該準備好應變計劃，以將其敏感活動轉移到其他地方。令人驚訝的是，直接受到中美關係影響的美國公司們似乎沒有做好準備，儘管他們意識到了這種危機：2020年6月對香港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非常關注」國安惡法，有60％的人認為這會損害他們的業務。幾乎一半的人對香港的中長期前景感到悲觀。但是，三分之二的人沒有為應對法律和緊張局勢的升級而製定任何應急計劃。
2. 將供應鏈轉移到政治上較安全的國家
最近所做的，將製造業務轉移到中國週邊國家的努力（例如蘋果、谷歌和微軟為擴大越南和泰國的產量而採取的行動）可能還不夠。公司至少需要考慮以下可能性：世界大部分地區可能不再是其供應鏈的可行東道國。相反，企業需要考慮在更安全的國家（從地緣政治（geopolitical）角度出發）進行能力建設。例如，蘋果的製造合作夥伴不僅在東亞，而且也在印度和墨西哥。
3. 重新評估與中國公司和大學的關係
當考慮俱有潛在軍事應用的先進技術領域時，這些關係的陷阱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如果中美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被理解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 一方的收獲是另一方的損失 — 其他看似無害的關係也會受到影響。越來越多的公司可能會（無論是否公平地）在美國的「實體列表」或中共的「不可靠實體列表」中發現自己，並且整個行業或個人高管都可能受到影響。例如，去年中共因加拿大逮捕華為高管孟晚舟而逮捕兩名加拿大公民（其中一人被判處死刑）並限制進口加拿大菜籽油。挪威（三文魚）和澳大利亞（牛肉）也受到了類似的懲罰。您的行業、公司或高管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4. 納入地緣政治投資風險
在中共的背景下，關於經濟發展帶來民主化從而帶來和平（「民主和平」）的論點變得站不住腳，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民主治理的機會已經減少。經濟相互依存使衝突可能性降低的命題（「商業和平」）似乎是可信的，但事實上，中國或美國因失去經濟相互依存而付出的經濟代價相對於其國內生產總值而言很小。例如，美國GDP的規模（2018年為21.5萬億美元，最新可用數字）在半週內足以取代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全部價值（2018年為1170億美元）。簡而言之，公司在製定投資計劃時需要開始考慮地緣政治衝突。
《哈佛商業評論》最後總結稱，當前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的可怕預測可能被證實是錯誤的，我們有可能再次享受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成果。我衷心希望情況會如此。但是，「希望」不是一種策略，我們總要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