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慈善机构相当完备，不仅有官办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也有民间力量自办的地方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官办和民办的慈善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婺、助葬和疾病救助等多个方面。
官办慈善机构体现了当政者以“仁政”治理天下的理念。如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始于元代，明朝太祖皇帝下诏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并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救济体系。清朝承袭明制，并将这一救济体系扩展到一些边疆地区。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基本上每个州县都有一所养济院。
根据《大清律例》，养济院救济的对象是“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一旦符合上述条件，他们就可以优先进入各地的养济院，得到清政府的赡养。
再看育婴堂和普济堂，它们最初出现在明末，属于民办慈善机构，前者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后者接纳无所依靠的老人。到了清雍正年间，官方开始在经费和管理上介入其间，乾隆元年更是下令“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自此，各地方政府承担起了兴建、拨款、管理普济堂和育婴堂的责任。一时间还形成了育婴堂、普济堂遍天下的局面。此时的育婴堂和普济堂已经带有强烈的官办色彩。
不过，随着清中叶人口的飞涨以及为应对白莲教支出的军费，从嘉庆皇帝开始，清政府财政出现问题，无法再为社会救济提供更多经费，民间慈善机构逐渐增多，综合性善堂在一些大城市兴起，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资助建立的会馆公所也在江南一带迅速发展。
综合性善堂的善举包括恤婺、赡老、施棺、掩埋、建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路毙浮尸等诸多事宜。如上海“善堂林立，甲于他邑。而资斧亦皆充足”，如广东最著名的善堂是1871年创办的广州爱育善堂，其得到了富商们的广泛赞助，其在当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未有……其惠几遍于全省”。
宗族义庄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其发端于北宋，当年名扬天下的范仲淹在苏州创建了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后至清代，义庄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以苏州最为集中。
而工商业者组建的会馆、公所主要分布于各城市和商业巨镇，救助功能较强的基本集中在苏州、上海地区，主要救助同乡和同业者。
尽管育婴堂、养济院、善堂等慈善机构，基本上各地都有，但沧州却有一个其它地方没有的并且是专门收养盲人的慈善机构，即“养瞽院”。
清代有个叫刘君瑞的盲人说：康熙年间，曾经有位候补官员陈某路过沧州时，资费用尽，而他在此地举目无亲，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借钱。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选择投河自杀。
在陈某准备投河之时，一位路过的盲人遇到了他，听了他的故事后，倾囊而出，资助他旅费。陈某这才得以进京，并得到了官职，还被推荐到某地当州牧。
在上任前，陈某念念不忘那位资助自己的盲人，自筹了数百两银子，回到沧州，想仿效韩信报答漂母之恩，报答资助自己的盲人。但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位盲人，就连盲人的名字也无人知晓。
无奈之下，陈某就将银两捐助出来，建造了一所“养瞽院”，专门收养无所依靠的盲人。这位慷慨相助的盲者和报答恩情的陈某都颇有上古之风。因此，众盲人在“养瞽院”中专门留出一间房屋，作为早晚祭拜陈公的地方。
无疑，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慈善机构，都折射了儒家“仁者爱人”与佛家善有善报、道家重视德行的思想，它们的善行善举善心也推动了社会好善风气的盛行，因为一个地方有了慈善活动，就会带来善行的模仿，就会有更多人在生活中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