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力体制和凶残的唯我主义。（图片来源：pixabay)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权势熏天，以至常被称为“红色皇帝”（Red Emperor）。鉴于现在已知的其不可预测的性格、凶残的唯我主义、所犯的报复性谋杀，以及至死方休的放荡生活，很容易将他比作古代中国（Middle Kingdom）的暴君。然而，他建立的整个暴力体制，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中国可能发现的任何民族的暴力传统。
与大多数其它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过大量流血的时期。它通常发生在宗教紧张或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之下。中国两大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区别，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差异，不如说是关注点之间的分歧：孔子（Confucius）聚焦于社会和理性，道家伟大的创始人老子（Lao Tsu）则注重行为的个体性、直觉性和非理性方面。中国人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两种传统兼收并蓄。有时在危机时刻，道家会在一无所有者和失意者（the lost）中占上风，对儒家思想的堡垒──受教育者和国家发动大规模攻击。几个世纪以来，有众多起义受到信奉末日说和救世主的教派（apocalyptic, messianic sects）的启发，其中包括184年的黄巾起义（Yellow Turbans）、515年打着“弥勒佛”旗帜的法庆起义、1120年方腊的摩尼教（Manichean）起义、1351年的白莲教（White Lotus）起义、1813年的八卦教（Eight Trigrams）起义。这些运动的信息往往非常相似，融合了道教和流行的佛教，并经常使用未来佛即弥勒佛（Maitreya）的形象，认为在旧世界的普遍大灾难中，他将光明现身，进行救赎。信徒──被选择的极少数人，必须帮助促成拯救预言的实现。所有群体的联系都必须打破，即使是和自己的家人。根据515年的魏朝编年史，“父亲、儿子和兄弟彼此不相认。”
在中国，大多数道德规范是基于对家庭责任（familial obligations）的尊重。一旦这些被打破，什么都可能发生。宗派替代家庭，摧毁了个体观念。其余人类被判来世下地狱，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暴死。有时，与402年一样，官员被砍成碎片，如果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拒绝吃他们，那么自己就被肢解。1120年的大屠杀显然涉及数百万人。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颠倒过来：据1130年的一份公告称，杀戮成为一种慈悲行为，传递着精神。盗窃可达到平等的目的，自杀是令人羡慕的幸福；死得越惨，回报就越大。据19世纪的一篇文章称，“通过缓慢切片而死，将确保人穿着深红色长袍进入[天堂]。”从某些观点来看，很难不对这些千年的残酷与本世纪的亚洲革命进行比较。这无助于解释后者的一些特征，但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何它们有时会取得胜利，以及为何伴随它们的暴力最初可以显得很普通和正常。
尽管如此，社会保障仍然极其强大，这个事实可解释为何社会只是罕见地动荡。中世纪和启蒙运动的欧洲访客总是被旧帝国盛行的巨大和平所震撼。儒家思想──在农村教授的官方教义，使仁爱成为君主的主要美德，并让国家以家庭为效仿对象。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风险，人们可以在这里谈论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自古以来就稳定着人类的生活。对于成为近21个世纪帝国统治基本参照标准的思想家，看看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挑出中国哲学家墨子（约公元前479～381）。他如此谴责侵略战争：“如果一起简单的杀人案被认为是犯罪，而对另一个国家袭击的多起杀人案被认为是一种善行，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对善与恶的合理区分吗？”孙子（Sun Tzu）在其著名的专著《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写于约公元前500年）中指出，“战争就像火；不放下武器的人，将会死于他们的武器。”人们应该尽可能迅速、有效地为经济原因而战：“没有任何长期战争有益于任何国家：百战百胜简直是荒谬。 任何擅长击败敌人的人，都在敌人的威胁变成现实之前赢得胜利。”保存实力至关重要，但也不应让自己完全歼灭敌人：“ 俘虏敌人远比消灭他要好：不要鼓励谋杀。”这也许与其说是出于一项道德原则，不如说是出于投机考量：“屠杀和暴行引发仇恨，给敌人以绝望的力量，可能使他得以扭转局面，使之对他有利。无论如何，对于胜利者来说，最佳政策是完好无损地占领一个国家：只有在找不到其它选项的情况下，才应该摧毁它。”
这就是中国这一伟大传统的典型推理，正如儒家思想首先阐明的：道德原则不是源于某种超验主义观点，而是源于一种社会谐和的实用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其有效性的原因之一。与孔子和孙子同时代的立法者所开发的一种不同的“实用主义”方法，暗示国家必须通过恐吓社会来证实其无所不能。这种方法的根本性失败立即显现出来，甚至是公元前3世纪它在短暂秦朝的全盛时期。尽管从一个统治时期到下一个统治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但这样的专断统治变得越来越不寻常，特别是在北宋（960年至1127年）之后。对于行为不端的官员，最常见的惩罚是徒步流放，这并不排除赦免和返回的可能性。654年，唐朝制定了一部极其人道的刑法典，其中既考虑了个人的意图，又考虑了他们显示出的任何忏悔，并废除了万一发生叛乱时家庭责任的观念。那些导致死刑的程序变得十分漫长而复杂，一些较为恐怖的惩罚被彻底废除，且还建立了一项上诉程序。
如此以来，国家暴力就相当受限和受控制。中国历史学家一直对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0）的行为感到震惊。这位皇帝被毛泽东明确地视为楷模。随着汉朝的到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儒家思想再度脱颖而出，帝国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苛的暴政或如此血腥的屠杀。法律是严格的，司法是严厉的，但除了叛乱和外敌入侵（令人遗憾的是两者很频繁）时期之外，人们在那里的生活比在古代世界多数其它国家，或中世纪和现代的欧洲都要安全。
无可否认，即使在12世纪和平宋朝的统治下，也有约300项犯罪被处以死刑，但原则上每起判决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审查和会签。战争经常拖延，直到数十万人丧生；在随后的流行病、饥荒、交通系统中断和黄河洪水泛滥中，死亡人数不可避免地上升。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对它的镇压导致2,000万至一亿人死亡，造成中国人口从1850年的4.1亿下降至1873年的3.5亿。但只有一小部分死者，可能约有100万人，可以被视为是与叛乱有关，被故意杀死。无论如何，这是一段异常动荡的时期，其显着标志有规模巨大的叛乱、西方帝国主义者再三的袭击，以及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人口日益增长的绝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共产党革命者之前的两代、三代或四代人长大了。这使他们习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暴力和社会解体。
即使在本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无任何预警表明毛泽东主义会引发的后果。确实，1911年那场相对缺乏戏剧性的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死亡人数在16年中不断增加，而后国民党政权强制实现了部分稳定。在南京──一个革命的温床，从1913年7月至1914年7月，独裁者袁世凯下令处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方杀害了参加一场工人示威的52人。1926年5月，47名学生在北京一次和平的反日示威中被杀。1927年4月和5月，数千名共产党人先后在上海和东部其它大城市，被新政权首脑蒋介石与当地帮会的联盟所处决。《人类的命运》（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回忆了在机车锅炉中进行的一些处决的残暴性。相较于1934年至1935年长征中发生的杀戮，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首场内战似乎并未涉及任何更大规模的屠杀。尽管如此，日本人的确在1937至1945年其占领的中国广大地区内犯下了数千起暴行。
比很多这些事件更为致命的，是发生于1900年、1920至1921年，以及1928至1930年的饥荒。这些饥荒冲击了更易受干旱侵袭的地区——该国北部和西北部。第二场饥荒导致50万人丧生；第三场导致200万至300万人丧生。尽管第二场因内战导致的交通系统中断而雪上加霜，但是很难说这是一种蓄意造成的结果，不应被称为屠杀。对于河南，也不能这样说。1942年至1943年，那里有200万至300万人（占人口的5%）死于饥饿，还有许多人吃人的案例被记录下来。尽管收成是灾难性的，但重庆的中央政府拒绝减税。实际上，政府从大批农民手中抢占了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邻近前线是另一个因素。农民被征召入伍，以协助军事行动，例如挖掘一条长达500公里的反坦克战壕——它在实践中证明是无用的。这是对大跃进等其它重大判断失误的预演，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可能会被视为提供了一个借口。农民们的怨恨极大。
总的来说，最多且最凶残的暴行悄然发生了，几乎未留下什么痕迹。这些经常涉及穷人斗穷人，在中国村庄的汪洋大海中远离主要中心。无数强盗逍遥法外地游荡，有时结成有组织的团伙，进行掠夺、抢劫、敲诈勒索和绑架。他们杀死任何进行抵抗或赎金未及时交付的人。当他们被抓获时，全村都会参与对他们的处决。对农民来说，士兵有时比他们理应要打击的土匪还要恶劣。1932年，来自福建的一份请愿书要求撤销一切法治力量，“这样我们就只有土匪要打了。”1931年在同一省份，愤怒的农民消灭了一群2,500人的士兵中的大多数。他们掠夺和强奸了当地民众。1926年，在帮会组织红枪会（Red Lances）的掩护下，湖南以西的一群农民据说杀死了5万名效力于一名当地军阀的“士兵土匪”。1944年日本人在同一地区发起攻势时，当地人记起了早前凶恶的部队，就穷追他们并活埋了一些人。然而，这些中国士兵与处决他们的人无异。据美国将军魏德迈（Wedemeyer）说，他们只不过是农民，是不幸和受恐吓的征兵受害者。如同洪水或饥荒，征兵袭击了村庄，令更多的人受害。
诸多其它的反抗，通常不那么具有暴力性，聚焦于政府的各种苛政：对土地、鸦片、酒精和牲畜征税；强制征兵；政府贷款；不公平的判决。最严重的暴力往往涉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村与村之间发生了野蛮的战争。帮派和帮会蹂躏了农村，并出于对要求替己报仇的被害祖先的崇拜，制造了无法扑灭的仇恨。例如，1928年9月，江苏省的小刀会（Little Swords）屠杀了200名大刀会（Big Swords）成员，并烧毁了6个村庄。广东省东部黑旗村与红旗村之间的暴力性敌视，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在同一地区的普宁县，林姓家族追捕并杀死了任何姓何（Ho）的人，包括经常被活活烧死的麻风病人，以及众多的基督徒。此类斗争既非政治性的，又非社会性的；它们只是当地帮派不择手段地抢占有利地位而已。对手往往是移民，或者只是生活在河对岸的人。（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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