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假说越来越持反对态度，无论是动物器官的演化、“微进化”与“广进化”的逻辑区别，现代生物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古生物学，都对进化论做出了否定，比如寒武纪生命不是慢慢进化而是一下子大爆发、史前文物所展示出的人类不是进化而是周期性发展，灾难性事件和自然选择，以及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等等现象，都证实了达尔文提出的进化假说是不成立的。
史前文明展示人类周期性发展规律—与化石记录珠联璧合
传统的理论认为现代的人类大约在10万年前起源于南非，从那里迁移到欧洲和亚洲南部，从亚洲继续迁移，于3万年前经白令海峡到达新大陆，于1.5万年前抵达南美。但是，大量事实否定了这种脱胎于进化论的假说。
大量具有高超智慧的文明遗迹，却有着远远超出人类文明的历史，这些不同时期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的框框。一些史前文明遗迹展现的高度发达的科技，是今天的人类望尘莫及的，从中我们看到了今天科学的巨大局限性和误入歧途之处。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300英呎的地下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石器工具，经鉴定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1968年，考古学家朱伊特（Y.Druet）和萨尔法蒂（H.Salfati）在法国的一块石灰岩层里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岩层的年龄是6500万年（Corliss,1978,652~653）。远可追溯到在南非克莱克山出土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距今28亿年。
在这些事实和进化论假说面前，我们选择什么？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的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发现这是25万年的武器。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传统的科学家无法接受。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名望的教授，因为坚持事实，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事业。
考古学家胡安。阿曼塔的遭遇同样发人深省。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他发现一个动物的颌骨化石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这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随后，阿曼塔失去进入考古现场的权利，一些人带着枪去现场，逼迫工人签字，表明那是他们埋在那里的。60个人中，有3个人签字。阿曼塔的事业夭折了，失去了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好像一些人总在维护着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主见否定客观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事实面前，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些进化论学者开始反戈一击，他们根据事实对进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然而，事实毕竟是真理的土壤。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大量史前文明遗迹的相继发现，事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的诸如进化论之类的假说。
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Cremo&Richard Thompson）的《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几万以至几十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这些都曾是进化论回避的对象。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12具人的脚印化石，十几年前，卡尔。鲍就对此开始了深入的研究，他以充分的论据排除了人为雕刻的可能。后来，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表明这个地区在远古时，曾经深埋在地下。
锤头含有96.6%的铁，0.74%的硫，2.6%的氯，这种现在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合金，展示了史前一个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
在加蓬共和国发现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反应堆的结构也比今天的还要先进，可用的放射性元素全部被提炼光了。
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玻利维亚2万年前的帝华纳科（Tiahuaracu）古城，其中的古代神庙等巨石建筑显然是地球人的遗迹，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而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一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Science杂志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发现：1.5万年前的人像，2.3万年前的人像、3万年前用猛象牙雕刻的马，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朦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些间隔久远古迹的，很可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根据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他们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像以前想像的那样，而是周期性的，不同时期地球存在不同的文明，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甚至灭绝了当时绝大多数的生物。有幸残存下来的人，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进入下一次文明，又在下一次全球性的灾难中毁灭，周而复始。遵循着”出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循环往复。
这一理论，与地质历史记录可谓珠联璧合。当我们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的历史时，冷静地认识到：化石不应该为进化论作证。进化论最基本的证据—过渡类型的化石，实际一直没有找到，《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那么化石在见证什么呢？—灾变。
灾难性事件和自然选择
化石不是一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现代科学界公认：在地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特大的灭绝，几乎灭绝了所有的生物，但并不是说大绝灭周期之间，就没有灭顶之灾。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波士南斯基对帝华纳科古城研究了50年，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毁灭那个文明的灾难，是一场空前的大洪水。在西伯利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温带的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极短时间内，发生这场不可思议的毁灭性的灾难，温和地区的生物，全部冻僵在今天的位置。
纽约大学的地质学家迈克尔•兰皮诺指出，苏格兰博物学家帕特利克•马修在其撰写的《海军用木和树木栽培》一书的附录中阐述了自然选择观点。尽管达尔文和其同事阿尔弗雷德•鲁瑟•华莱士承认，马修是首个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人，然而，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功绩授予了达尔文和华莱士。
在《海军用木和树木栽培》的附录中，马修阐述了自然选择理论，后来，达尔文也作出了同样的阐述。然而，在解释影响自然选择的力量时，马修将灾难性事件看作主要的驱动力，他认为大灭绝事件是进化过程的关键。他指出：“大灭绝之后，所有生物的数量一定大量地减少，因此，会出现一个未被占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则成为生命之树新分支的温床。灭绝后的幸存者最终塑造并适应了环境变化。”
而达尔文出版其《物种起源》约30年后，明确否定了灾难性事件对自然选择的影响。他指出：“所有地球居民被不同时期的灾难性事件扫荡一空的旧观点已经被抛弃了。”达尔文解释说，这个自然选择过程使存活下来的物种的性质慢慢发生了变化。
然而，兰皮诺指出，地质历史学表明，地质长时期的稳定会被偶然并且快速出现的重大生态变化所中断，这对达尔文的理论——大多数进化变化通过物种之间的竞争、通过更加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渐进地完成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兰皮诺对灾难性事件的研究包括火山爆发以及小行星撞击。他表示，我们越来越接受生命历史上灾难性大灭绝的重要性，现在到了我们重新考虑马修的理论比达尔文的理论更符合现代生物进化观点的时候了。
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展现了另外的科学发展路线
迄今可见的大型的史前人类文明遗迹，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古玛雅人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帝华纳科古城遗址、秘鲁萨克塞华曼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这些巨石建筑体现了一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
一个重要的线索告诉我们，有关这些地方的最初史料记载：古埃及人声称基沙金字塔与他们无关。过去人们不能理解，就把这丰功伟绩给了古埃及人。现在学者认识到：仅埃及基沙三座金字塔的石料重量，已经超过了伦敦所有建筑重量的总和，古埃及十万工人在二十年内搬运它们根本不可能，何况还要切削得不差分毫、更要精确的建造—没有一丝失误的痕迹？！
这些建筑用的巨石切削极为平滑整齐，重量都在几吨、十几吨，甚至上百吨、几百吨。如埃及大金字塔中的王殿石棺，是一整块花岗岩雕凿成的，当时所使用的钻具比今天钻石头的电钻要快500倍。巨石之间堆砌得极为紧密，连最薄的刀片都插不进去。帝华纳科遗址的新发现揭示了这些建造技法的高超之处：他们把相邻的巨石之间凿出凹槽，倒入熔化的金属，金属凝固后，就把相邻的巨石牢牢地连在一起了。这需要一个移动自如的冶金车间，一次能熔化好几加仑的金属，随着巨石向高处堆砌，冶金车间自如上升，下边的石块上没有留下任何压划的痕迹，可见冶金车间多么轻便！这些技术是今天都无法做到。埃及基沙三个金字塔正对着猎户星座带纹的三星，帝华纳科的神庙的正门和墙角，精确地定位了春天、夏天、冬天第一天太阳升起的位置。所有建筑和方位和天体保持高度一致，表明他们掌握了精密的天文学技术。如何把那样重的巨石摆放得那么整齐、方向极为精确，是今天的建筑师无法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