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在新书披露，中共军队内设维稳办，维稳办官员作为变态被基层官兵称作“阉狗”，屡遭殴打。图为，2016年2月19日，武警北京总队的武警官兵在进行理论测试。（图片来源：大纪元资料室）目前，中共在面临着来自美国在贸易、科技、人权、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如何应对香港民众抗议、提振国内经济等棘手问题上，基本是束手无策，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在加速其死亡的进程。而且，“天灭中共”的天象亦一再彰显。可以说，中共正处于其垮台的前夜。由此，人们开始思考，中共军方高层或许也在思考，当那一天到来时，中共豢养多年的军队，是否还会与三十年前镇压学生那样凶残？而凶残过后将背负怎样的人生枷锁，是否也曾想过？
近日，海外有媒体刊登了2001年异见作家周勍对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的采访记录，从中或许可以带给中共军方高层某些启示。
这位最后一任国防部长名叫特奥多尔•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1935年2月27日生于德国古斯泰维尔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52年参加东德人民军海军，先后担任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司令，上将军衔，1989年11月18日出任东德政府的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1990年4月起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现役。退役后为前东德一家小公司工作，负责开拓俄罗斯市场。
霍夫曼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武器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即东德100万人民军，下令解散，并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的德国国防军。此外，东德人在莱比锡大游行时，他还曾下令禁止士兵携带武器，在东德人冲向柏林墙时，他没有下达让边防士兵开枪的命令。
为何会做出如此选择？霍夫曼讲述了当年的历史背景。当时几乎所有的华约缔约国都处于深刻危机中，东德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两德必须统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并设想建立一个条约共同体。其第一步就是建立两德间的邦联。但是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一进程就以意想不到的步骤开始了，而且东德领导人能施加的影响很小。
当时，东德人喊出了“永远不要社会主义”、“我们是一个民族”等口号，而“永远不要社会主义”的潜台词就是需要资本主义的统一的德国政府。在霍夫曼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首要原因肯定是因为东德人缺乏民主与自由，当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时，社会就将趋于瘫痪。
更为关键的是，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的需求越来越淡漠，甚至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要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民众的公愤。这一场景发生于1989年的夏秋之际。彼时，东德民众外逃浪潮四起，数万人为争取社会变革而和平示威。
基于时代这样的背景，霍夫曼认为，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军人的情绪和人民的呼声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当时军队中的将士都决定尊重并服从人民的意愿。他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军队在和平的前提下融入两德统一之中。事后，他在和原东德领导人一块儿聊天时，常常会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再无别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当时，德国的统一进程不可避免。
迄今为止，霍夫曼对当年的决定并不后悔，“我们对原东德人民负有责任，我们也完成了这一责任。”“我们是为了未来才直面过去曾犯过的错误。”
在霍夫曼看来，军队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愿，军队也不应是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付内部矛盾、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对于隔断东西德的柏林墙，霍夫曼认为这对东德来说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如果这个国家情况很好，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他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民欢天喜地的情形，他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堵墙只给人民带来了痛苦。
作为既得利益者，霍夫曼是否会后悔失去的一切？面对这样的问题，霍夫曼表示，如果东德不解体，自己很有可能在海军司令的职位上退休。他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不过他坦言，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东德时用他的退休金很难买到，因为物资短缺，很多东西用钱根本买不到的，他也很难像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霍夫曼的经历和选择，对于当今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共军方高层或许有所启迪？如果他们考虑未来。那就是，此时专横、武断、干尽坏事的中共已经是天怨人怒，走向解体是大概率事件。当有一天中国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时，中共军方将面临两个选择，即助纣为虐还是顺应民意。霍夫曼说得好，军队不可能也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军队也不应是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付内部矛盾、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所有逆天而行者都终将被历史淘汰，霍夫曼的决定也是在告诉后来者，顺应天意才可以获得真正精神上的自由。
作者：杨宁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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