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记述的是缘修亲述他的家族的故事。
勤劳起家 勤俭持家
家谱记载，先祖们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显赫一时。世事变迁，几经沉浮、迁徙，到我曾祖父时，就在一个偏远的山区落脚了。
我的曾祖父是个非常勤劳闲不住的庄稼人，除种地外，还利用农闲的间隙做买卖，昼夜都不愿休息。经常三更时分，曾祖父便起床，准备停当，唤醒还在熟睡中的我爷爷。曾祖母给每一个人下一碗面条加上两个荷包蛋，面上放一点葱花。吃完早餐时，天还没有亮。曾祖父和爷爷在拂晓的月光下挑上货物，然后走几十里山路，把货物挑运到江边码头。无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皆是如此。
我爷爷经常提起：“大冬天，地上都结了冰，我只能光着脚，穿着草鞋，挑着担子，衣服单薄，经常冻得瑟瑟发抖。即使这样，曾祖父也舍不得买双袜子给我穿。”同行的人都心疼我爷爷。
“起家好似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勤俭持家是中国人的传统。曾祖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有时就偷偷地从箩筐的缝隙里抠出几条小鱼，油煎给孩子们吃。有一次，箩筐里装的是甘蔗糖浆，家里孩子们吵着要吃，我的曾祖父就用手蘸点糖，每个孩子嘴上抹一下，以这种方式给家里的孩子们解馋。
家道从容 保持传统
随着一家人的勤劳苦耕，家境日渐富裕。在近代中国，要想出人头地，要么扛枪，要么读书。曾祖母严禁三个儿子入行伍，她认为正当的营生就是耕读持家，农桑并举。
读书是家族男孩子必须具备的财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有的结婚了，也要送去上学，认为唯有读书不怕偷、不怕抢，学到知识胜过丰收的“大秋”。
也许见证了太多朝代的更迭，经历了太多的兴衰起落，曾祖辈们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更多的是怎样做人。我的爷爷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是读书人，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之家。
村子里的老人经常提及我的小爷爷（爷爷的三弟弟），他非常聪明，可以将算盘放在头顶拨打，也不会出半点差错。珠算最难学的《九九归》，就是珠算的除法，小爷爷也很精通。小时候，爷爷经常教育我，当离开别人的时候，应该面对人家，后退告辞，后退着走；在别人家吃饭手肩不能够架太高，臂窝里放一个鸡蛋掉不下来为宜，以免妨碍别人用餐。无论家里如何贫穷，如何被人欺凌，从我懂事起，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做过偷鸡摸狗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口出粗话。
家里留下的传统是，自家节俭，但对待外人，那是不能吝啬的。家里虽然雇有长工、短工，家里人都很善待他们，没有尊卑之分。只要有工人或者手艺人在家吃饭时，家里的小孩子是不能够坐在餐桌旁的，这是家里的传统。等工人们吃完后，大人给小孩子们分一些剩下的饭菜吃。工人们一天享有五餐饭食，除一日三餐外，早餐之前会送去一点食物到田间地头，叫“过早”，一般以炒米、糌粑、馒头为主。晚饭之前，也会送去点心叫“过下”，一般是面条加荷包蛋。这一传统，延续到我上中学时，家里请的木匠师傅也沿袭我家传统的礼遇。
到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我们家是上下多重的院落，砌墙的砖都是大青砖，架梁的木材也是上好的木料，盖的瓦都比别人家里的瓦厚实宽大。家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富甲一方。曾祖父离世后，随着土地越来越便宜，曾祖母购置了更多的田地，也为日后的遭遇埋下了更多祸根。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有租种我家田的佃农不愿意种田，参加了中共军队，后来权倾一时，把地主家当成了打击的对像。
共产党来了 被迫逃亡他乡 家破子散
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到来，曾经辛苦劳动获得的财富成为中共抢劫的目标。家里有点财产的就被评为“地主”或者“富农”，中共不仅抢夺财产，连富户的性命也难保。在风声鹤唳下，我曾祖母决定，远走他乡避祸。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爷爷挑着箩筐，一头是棉絮，一头是襁褓中的婴儿——我的大姑妈，和曾祖母、小爷爷、奶奶连夜出逃，从此背井离乡。我的二爷爷登上江边小舟，远离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逃亡后，我家的房屋被共产党的高官家所占用，后来又被中共拆毁。前些年，村里重新建起“村委会”，推倒原来的老村部的房子和大礼堂。瓦砾随意倾倒在沟渠边，厚厚的瓦档结实耐用。当我拿起几片比较完整的瓦，瓦上都刻有“大清光绪××年制”。我父亲告诉我，这些瓦都是当年中共拆掉地主家的祠堂、学堂，来建共产党大队支部的房屋。我想我家那栋房屋厚厚的砖瓦最后结局也是如此吧。
我的曾祖母带着我爷爷一家、大姑妈和小爷爷逃亡到亲戚家避乱。家里的生活从巅峰跌倒了谷底，连房屋都没有住的，就用仅剩下的一点财物做抵押，一大家人租住在一间破房子里，刮风下雨，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
煮饭用的是一个瓦罐子，瓦罐上面是一个破得只剩半边的盖子，用稻草末在灶里煨饭，常常稻草灰浮在上面。没有菜，就把别人家不要的腌菜用水煮熟当菜吃。吃饭连凳子也没有一条，常常将水桶边沿当板凳坐。前些年，我的母亲还在用曾祖母留下来的陶盆，底裂了一条缝隙，母亲说曾祖母的时候就这样了。几十年了，母亲也舍不得丢。
即使是这样，我们家因“成份”不好，又是外来人口，爷爷常常被人拉出去批斗。我的父亲告诉我，爷爷曾经被迫跪在田埂上，双膝下面还要垫上两块尖尖的石头，整整一夜。我的小爷爷，常年被派遣做劳役，几乎没有机会呆在家里，对政府的指令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随着他的死去无从得知。
“大饥荒”一年两个亲人被饿死 两个人瘫痪
因为粮食都被共产党搜走，在“大饥荒”的年代里，在多年的残酷迫害下，我的亲爷爷瘫痪了；我的小爷爷常年劳役、抗洪、修堤，没有吃的，饿得腿部浮肿，肚子都肿得很大，去世时刚满二十岁，刚订婚不久。我的小爷爷在弥留之际，用手拍拍自己的膝边，他要我的父亲过继给他，我的曾祖母点头同意了后，他就撒手人寰了。
同年下半年，我的奶奶也因饥饿害病，扔下还在襁褓中的小姑姑也去世了。那时我的小姑姑还没有满月。
我的曾祖母，风烛残年，历尽劫难——家产被充公，大儿子被迫害瘫痪，二儿子失散，最小的儿子饿死，儿媳疾病而亡，还有嗷嗷待哺的几个孩子……在中共的统治下，活着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的父亲回忆说，我的曾祖母常常对着神龛哭泣，希望小儿子回来看看她。一次，我的父亲看见他的小叔叔真的回来看他的母亲，看见他的小叔叔在神龛前显现了，脸清晰可见。那是我父亲经常提及的他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人来要抱养我的小姑姑，我的曾祖母用晾衣服的竹竿子把那人撵走了，她不放心共产党会善待孤儿。
我的小姑妈因无人照看，也瘫痪了，到八、九岁时还不会走路，连衣服也没有穿的，曾祖母将破布连缀在一起，给姑姑们披上。我的大姑妈，经常捡别人家扔在地上的红薯皮吃，自己吃饱了，也拣一些给妹妹吃。因此，姐妹俩常常被人骂作“傻瓜”。
我的舅爷爷，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在县城里上班，共产党给他一份好工作，回家要经过我们家门口，在经过我家附近时，他就用帽子遮挡住自己的脸，以免被他的“地主成份”的外甥们认出来，影响到他的前程。有时村里人故意对我姑妈们说：“你舅舅来了！”舅爷爷把帽子遮掩得更低。我小时候还看见他戴着帽子，头压得低低的，从我家门口匆匆而过。
有一年过年时，小队分粮食，我的父亲也拿箩筐去分粮食，结果小队的干部将我父亲的箩筐直接扔进村子里的池塘里。断绝了粮食，一大家人要吃饭，一家人哭作一团。我的爷爷实在没有办法，他已瘫痪多年，一家老小都没有吃的，眼看都要饿死，他跪在地上，拖着一个垫子，挪一下，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挪一下，短短的距离竟然爬了一上午，才从家里爬到大队部，为的是讨点粮食救一家人的命。
家再穷苦要读书，这是家训。当时我的父亲考上了县里的中学，其难度比现在考上大学难度高得多，学校还发点粮食，刚好够父亲一个人糊口。
大队书记骂我的爷爷：家庭成份不好，还要儿子上学！撂下一句话：“要么要人，要么救命！”我的父亲只好辍学回家“挣工分”，放弃了他的读书之路。
家里人吃的是草根、油树皮、糠，亲戚送来的花生壳磨成糠，那是最好吃的“美食”。我的母亲嫁过来时，腌菜水煮开了当菜吃，一小瓶油被曾祖母锁在柜子里，只有来客人了，才拿出来倒几滴油，防止菜粘锅，用完后，立即又放回去锁起来。
在我还小的时候，常常被人提及当年吃油树皮的故事。我常常望着村口那棵油树发呆，花白的树皮，绿油油的叶子，我很难想象它曾经是救人救命树。后来那棵救命树被人砍掉了，并且在那里建起了“牛棚”供“右派份子”居住。历史总是被人遗忘。
我的曾祖母是信佛的，有时带着我的父亲到江边的寺庙里住上几天；有时也站在江岸边眺望，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期望她的二儿子能够回来看她一眼。但是直到她死，她的二儿子也没有回来。我的曾祖母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去世了。在她去世前夕，经常拿棍子驱赶周围，嘴里念叨“我不走，我还要带曾孙子，你们给我走！”我的曾祖母告诉我的母亲，要我母亲好好地守住这个家，这个家后代人会出大贵人，并且预言我的母亲将会生一个儿子。
“文革”中艰难度日 受尽欺辱
“文革”中，我出生的时候，仍然是家徒四壁，我的爷爷仍然拿水桶当凳子坐。
我没有奶奶，无人照看，父母要去劳动，只有我一个人睡在摇篮里。有几次，母亲看我不大舒服，就在家里多照看我一下，老队长就拿一个大喇叭，站在我家屋后，大声喊叫骂：“大家来看啦，年纪轻轻赖在家里不出工，吃大家给的不要脸的饭！”
一天，我一个人躺在摇篮里，自己摇晃起来，这把我的家人都吓了一跳，都躲在外面不敢进屋，家里人认为是曾祖母回来照看她的曾孙子了。
后来我长大了，会走路了，我的父母便把我的脚用绳子系起来，因为我会从门缝里爬出去。再后来，我的父亲每天将门卸下来，拦在门口，让过往的村人可以看到我，确保我的安全。艰难的岁月过得很快。
有媒婆怂恿我的母亲与父亲离婚，家里实在太穷了，又是外乡来的人，受尽欺辱。同村的一个木匠，请人劝说我的母亲离婚跟他过，我的母亲没有答应。一次，我在一个破屋子里玩耍，房屋突然倒塌，我哭喊着从废墟中爬出来，看见那个木匠就站在旁边，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在以后很多年里，他常常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我都不知道得罪了他什么。可叹的是，这个欺负人的木匠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死掉了。
“解放牌”汽车经常拉着人，脖子上挂一个牌子，车顶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广播，沿村广播。我心中感到恐怖。
我们家旁边的“牛棚”里住着一个右派，年老体衰，听说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一年四季只有一件黄卡机布的军官服可以穿。房子旁边是个大粪坑，夏天臭气熏天。人们都象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
村人开会也常常偷偷地通知，唯独没有通知我们家。每次开会前，爷爷的脸都是阴沉沉的。我有时也好奇地想去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可是我也只能远远地听，不敢靠近。我也常常被人扔石子，有一次，头被人扔石子砸得头破血流。小学老师写了一张有关我家的大字报贴在大队的墙上，我偷偷跑去看，真想把它撕下来，我不敢，恐怕惹来更大的麻烦。
我家的邻居是新队长，她的老婆平时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破口大骂，盛气凌人，我的家人从来都不曾还嘴。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在她去世前，她拖着病重的身子，坐在我家的田埂边，她恳请我的母亲原谅她以前的不是，她后悔说，她明白了，一个人应该善良才好。我的母亲说，我们家没有计较她，让她好好养病，说了许多让她宽慰的话。
别人家吃东西都是偷偷地吃，怕被人发现。有一次，我家里不知道哪来的一个西瓜，家里人给邻居送去一份，他家的孩子跟随到我家里来，我的母亲就又给他一份，他送回家，又来了，我的母亲就再次给他，他又送回家，空着手又来了。我们家人有些尴尬，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不悦。结果，他的奶奶把他拉了回去。
当我上学后，晚上我在饭桌上写作业，爷爷便坐在旁边看着我。寒冷的冬天里给我烘烘手。冬天里我没有鞋子穿，爷爷给我穿大人穿破的胶鞋，然后在胶鞋里垫上稻草，这样才暖和一点。即使是这样，我的脚也冻裂了。脚后跟结了痂与袜子粘在一起，每天洗脚时需要把袜子脱下来，拉下来的袜子每次都是血淋淋的，连皮肤一起拉了下来。冬天里几乎每天如此。
也许上苍看我们家太苦，有一年的秋天，一个月内有两只兔子跑进我们家来，自己撞死在墙上，我的家人将兔子剥了皮炖着吃，那是极其难得的美味佳肴。
每当学校要我填写“家庭成份”的时候，我就写上“农民”，本份的农民，无偿提供给共产党衣食的农民，提供给人衣食，那不该有错吧？自古以来“仕、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仕的。
爷爷临死的时候，大骂共产党，他受到过多少辛酸屈辱，无法对人诉说；同时嘱托家人，他购买一个人家的东西，有点钱没有付清，一定要替他还清，不要让他欠来生帐。不欠来生帐，这个读过私塾的知识份子到死都坚持做人的准则。
经历共产党抢劫
在共产党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其实就是明目张胆地抢劫。我们家使用的一个铜盆，也被抢劫了去，那是唯一从老房子带来的值钱的物件。我的父亲亲眼看见邻居家的钱财被抢，那户人家将银圆缠在烧火的稻草里，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抖了出来。那时，大队办公室地上堆满了抢劫来的财物，金银字画，文物古董，无计其数，这些财物都不知所终。共产党的历史里也从来不敢提及。
田地分到每家每户，虽然得到水田，但都在半山坡上。村保管家的田靠近水源，我们家的田灌水需要经过他家的田，只有灌满他家的田，水才能够流到我家的田里去，他还故意将出水的地方抬高点。他们家从来就不担心干旱。干旱时，父亲在池塘里架起两个水车，一家老小都出动，接力车水。他们家里的人在悠闲地乘凉，我们家大大小小的还在披星戴月地劳动。池塘都抽干见底了，水才刚到我们家的田里。虽然如此，我的祖父和父亲从来没有怨言。而这个故意将出水口抬高的村保管家，他家独子在河里游泳时，竟不幸溺亡。冥冥之中到底是谁掌管着这一切。
时间流逝，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吃饱饭了。我的祖父和父亲也将大家不愿意种的边边角角、荒坡、小溪旁种上蔬菜和粗粮。父亲也有一门手艺，他会利用农闲的时间做一些篾匠的活儿。这样除了要无偿上交给中共的“公粮”外，还有点剩余的，就拿出去卖。一次，我也跟随祖辈曾经的脚步，第一次去做生意，是和父亲一起去城里卖农产品。不同于我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肩扛背驼，我坐的是突突的拖拉机。
那是个大冬天，一样起得很早，感觉才睡下不久就起床了。洗完脸，就准备货物，把破了皮的、小的水果，精心挑选出来留给自己吃，最好的蔬菜、水果都装进麻袋里，有个好卖相。妈妈做好了面条还有荷包蛋给我们吃，可是起太早了，我还吃不下去。
把货物运到路边，装上三轮手扶拖拉机，坐在车上。出发时，天上还有星星，我的脚吊在车外边，袜子有点短，裤管里直灌风，冰冷刺骨，冻得我瑟瑟发抖，父亲把他的帽子给了我，我才稍微感觉暖和一点。好不容易快到了城里，拖拉机陷在水坑了不能动弹，我们只好下车去推，好不容易推出泥坑，结果我们每个人满身都是泥浆。
到了菜场，刚卸下车不久，人不多，父亲准备换一个地方去卖，突然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围了过来，一个个用脚去踢，用手去掏水果。有个为首的人要我父亲交市场管理费，父亲说买卖还没有开张，等开张了，有钱再交。这群人就推搡我的父亲，有的人直接把麻袋拖走，有的人拉我父亲去办公室的小屋，周围的商户也趁机打劫，将袋子里的水果往店子里拿，还帮腔道：“关进小屋就没有你们好果子吃！”我惊恐万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我手足无措，几乎要嚎啕大哭。我的父亲倒是很镇定，他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们父子俩在菜市场卖了一天，临近天黑了，父亲将货物低价贱卖出去，赶着回家。回到家时，已经天黑，我一天都没有吃，也不敢喝水，因为上厕所也要收费。一天的劳累，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饿，白天的遭遇我感到不安，我开始怀疑课本上宣传的真实性。
2008年，那年大洪水，粮食几乎绝收，我家也不例外，中共就派一帮黑社会的打手，开着车，拿着袋子，直接到储存粮食的地方抢粮食，然后扬长而去。
因信仰“真善忍” 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我不知道是否我是曾祖母所预言的“贵人”，我对政治与仕途没有兴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唯一的是遵循祖辈家训，守住心中的善良。
在久远前一个寒冷的冬天里，一个亲戚来串门。吃完晚饭，就在堂屋当中烧起柴火，我的那个经商的亲戚抱着他的儿子坐在火堆旁，那儿子衣着华丽，能说会道，志向远大，亲戚为儿子感到骄傲。我的父亲抱着还不会说话的我，希望我也能像那个亲戚的儿子一样将来有出息。
但年少时的我却在想：我家门前的那座山上是否有神仙，如果这世上有摆脱生老病死的修行方法，我一定会舍弃世间荣华，到深山里修行。
我心里这样想时，天空和大地都变得静静的，似乎这天地都在倾听我这个小孩子的誓言。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夜晚，明亮的月亮悬挂在半空中，月华如水，洒向大地，鸟儿也都归巢了，安静地等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上中学时，我学习比较刻苦，苦于应付考试，走路时低头背诵枯燥乏味、荒谬的政治课内容。一天，我抬头看见普济寺门口有一副对联“法轮常转，佛法无边”，我心中一惊，原来佛法也是博大精深呀！
这座普济寺是新修的，原来的寺庙在“破四旧”时被拆了。当年要我家住在这所寺里，曾祖母认为不妥，因为佛门是净地。也许祖上这种敬佛的心，就是与法轮大法结缘的开始吧。
也许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是曾祖母所预言的“贵人”吧，我有机缘得到一本《转法轮》，我一个通宵一口气看完，发现这正是我多年寻找的修炼真机！法轮功原来不是普通气功，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原来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不进深山也能修行，法轮大法可以让人在道德低下的世俗中逆流而上，按照“真善忍”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也因坚持修炼，坚守做人的底线，被中共多次关押，一次又一次失去工作，流离失所。
当我深陷囹圄，昏暗牢房中的犯人一个个被拉出去枪决，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守住良心，守住做人的底线，在中共的统治下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活下去同样也是需要勇气。
我的父母也不知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只有每日以泪洗面。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过年的快乐之中，我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丝毫过节的气氛。
那年春天，听说我的单位要来家里调查情况，我的父亲和母亲精心准备了一桌好饭菜，还请来见多识广的一个亲戚作陪。我坚持不让单位的领导去我家，我不想我的父母遭受惊吓。
我拒绝写“悔过书”，拒绝出卖良心，我被单位开除了。我的父亲去我的单位办理离职手续。我有一份好工作，这是我们家里的荣耀，从我们家因地主的身份被迫流亡开始，还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如今，父亲的心落空了，在铺天盖地妖魔化的宣传下，我父亲再次感到压力、憋屈。给我办理手续的同事偷偷地告诉我父亲：你的儿子是个好人！我的父亲突然被触动了什么，习惯了被人歧视，被人欺负，突然有个人夸奖他的儿子是一个好人，我的父亲忍不住在我的同事面前嚎啕大哭。
中共多次对我的迫害，让我父亲一直生活在担心害怕中，我被失踪、被单位开除、到家中威胁，我的父亲最后在恐惧中因病去世了。
历史片段的反思：留下对生命的尊重
中共建政七十年，我们家每一代人都遭受迫害。第一代人曾祖父母家被抄，房产地产被充公；第二代人奶奶和小爷爷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第三代人我的父亲因地主家庭的背景，才华横溢却无法施展，在我被迫害时，他在担心与恐惧中因病去世；第四代的我被多次非法关押，失去工作；第五代人我家的孩子，当年因“计划生育”，已经怀胎八个多月，被“计生委”注射毒药打胎，打下来时孩子还是活的！未出生就因“计划生育”而失去生命。
七十年，中共的迫害是如此漫长，对于人生来说又如此短暂。我们家这七十年的遭遇只是一个缩影。一个浓缩的中共统治下所经历的事情。所有不幸的遭遇，我的祖父和父亲都不愿意给我讲，他不想招惹麻烦。我也只能够记录他们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历史的片段。
对于修行法轮大法的我来说，心中没有恨，只有对历史的反思，对生命的尊重，对施害者的悲悯。因为宇宙中善恶报应的法则制约一切，作恶者下场更为悲惨可怕。
父亲去世前，给了我两枚银圆，那是民国开国纪念币，是曾祖母去世前要传给我的——“地主家”里仅剩的财富，还有传承几百年、告诫子孙后代做人要向善的《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