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前新闻官、德国联邦新闻办公室退休官员乔奇·沃尔特（Jochen Wolter）。（图片来源:清繇／大纪元）假护照、安眠药、大逃亡，一切像是谍战电影一样惊心动魄。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东柏林，这一切不是电影，而是真实人生。逃与留，命运改变只在一念之间；生与死，阴阳相隔也只是一线之间。面对人生重大抉择，那些勇敢的人们，甘冒生命危险，也要踏上自由之路。
今年66岁的乔奇·沃尔特（Jochen Wolter），刚步入退休生活。他曾是德国联邦新闻办公室的官员，负责能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信息。2009～2014年，他担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新闻官。上世纪90年代，他还曾就职于纽约的德国信息中心。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听他谈论丰富的工作经验，而是要听他讲讲小时候的事。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夕之间划分出两个世界。住在东柏林的沃尔特那年才八岁，还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11月的那个夜里，那次不同寻常的出行……我们还是静下心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记者：您在东柏林和东德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沃尔特：我出生于1953年，柏林墙建起时才八岁。作为一个学龄前儿童，日常生活可能与德国其它地区没有太大不同。我们在东柏林郊区的一个湖上拥有一间漂亮的夏日小屋，夏季和周末，我们总去那里度假。
开始上学后，童年生活发生了变化。每个周一早上，在校园里必须宣讲效忠誓言，这应该是小学生们受到国家控制的第一个明显标志。被强烈要求加入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先锋队”（Junge Pioniere），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那时，我的父母不让我加入，而我会因此反对他们。对我来说，跟小伙伴们一样似乎很有趣。
记者：您父母当时做什么工作？会不会因为不加入东德共产党招来麻烦？
沃尔特：我父亲是一家国立医院的首席医生，我母亲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还负责照顾我们一家六口，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和我的双胞胎弟弟。我父亲经常被要求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没有加入，因为在柏林墙建起之前，总还是有机会逃离东德。但柏林墙建起之后，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父亲之所以能够保留他的职位，只是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他。但是他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到处都是耳目，他们在等待他说错一个词或做出什么不当评论，以便找到解雇他的理由。我父亲意识到自己医生的职位，并不能一直这样稳固地持续下去。
记者：你父母希望在西方获得怎样的自由？什么会让他们特别困扰，没有礼拜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决定工作的自由，还是生活用品的匮乏？
沃尔特：除了您提到的各种自由外，最让他们感到困扰的还是教育问题。毕竟有四个孩子在学校就读，如果留在东德，将来上大学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因为共产主义思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说破坏社会形态。当权者把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一种特权，让工人阶层上大学成为一种特殊待遇。这样能造就一群听话的公民，他们会为特殊的机会感激涕零，不愿意再去批评或反对该政权。
在柏林墙建起之前，要实现自由和选择的多样性非常困难，但总还是有这样的机会，我姐姐甚至上过西柏林的学校。但柏林墙建起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父母不想放弃任何自由，所以他们决定不顾一切离开东德。
记者：您是否还记得听到父母谈起过打算逃离东柏林的计划？
沃尔特：不，他们从未在孩子面前谈论过此事。但我们注意到，从1961年8月13日起，当我们与西柏林和西德的边境被完全封闭，他们的心情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父母于1961年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图林根的家庭度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为了查看“绿色边界”（Grüne Grenze），这是与西德接壤的茂密树林，如果在篱笆中找到无人看守的洞，我们就可以穿过去。但那时武装警卫和训练有素的警犬对边境管制已经非常严格，以致风险太大。这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记者：孩子很难守住秘密，您父母之所以对你们隐瞒逃亡计划，是怕你们走漏风声吧？
沃尔特：或许是，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后一天，我和弟弟还什么都不知道。姐姐们可能知道的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们被嘱咐过不能说。一般来说，东德人已经习惯于在公共场合保持谨慎和沉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偷听。
记者：跟我说说帮助你们逃离的团体和那些勇敢的人们吧，你们是怎么穿越柏林墙的？
沃尔特：帮我们逃离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发小，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师。他联系了一个瑞士学生团体，该团体制定了帮助我们从东德逃离的策略和具体计划。该团体的成员作为东柏林一日游的来访者，与我父母取得了联系。
他们提出的计划是，让我们带着伪造的瑞士护照，从东柏林以“回程游客”的身份前往西柏林。我们家要分成三个小组，去往不同的检查站。我母亲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与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分开。计划因此有一些小的改变。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风险，我们对所有东柏林的朋友隐瞒了逃亡计划，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将我们的家犬Mira带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过境公路上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将Mira交给了“恰好”在那里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记者：您与家人逃亡的经历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告诉我们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发生了什么？
沃尔特：逃亡日是1961年11月11日，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许我和弟弟看电视直到深夜，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我们被告知，全家人稍后将拜访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个很大的铁路模型。
接下来就是换衣服。我母亲穿上与平常不同的服装，这些服装只带有西方国家公司的标签。这是一个预防措施，可以应对在检查站碰到脱衣搜身的情况，因为瑞士游客决不会穿着带有东德标签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们六个人开着一辆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车驶向市区，停在了歌剧院附近的某个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们见到了帮助我们逃离的瑞士人。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车牌的汽车，开车的是一个陌生人。
下一个任务是吃安眠药，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瑞士名字，以防边境检查站有人直接问我们。那时，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药对我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记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细节：检查站的长途汽车排成行，前座的母亲和驾驶员像是老朋友一样聊着天。边防警卫是一个胖女人，有浓重的萨克逊口音。她的举止极为不友善，或许想证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样强硬。她专注于检查成年人，没太注意在后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记者：当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时候，一定非常激动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吗？
沃尔特：集合点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馆。我们先到了那里，已经是午夜了。我记得我和弟弟已经很累了，一直问母亲其他人何时会来。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们几次，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父亲和姐姐们会随时出现。那时她的冷静和克制，让我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当他们终于到来时，大家都流下了眼泪，不停地拥抱、无比感激。但是这一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去按了朋友家的门铃，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来。但那段时间西柏林的人们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柏林墙另一侧的人们可能会突然来访。那天晚上，迎接我们的是敞开的门、温暖的床和热情的关怀。第二天（星期日），我们去售货亭买了第一样东西——六把牙刷！
记者：西柏林政府或其它组织是否帮助您们在西部定居？
沃尔特：既然我们真的抛下了东柏林的一切，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在难民登记的欢迎营中，我们都领到了一些基本的衣服，或许还有一些钱。我们不需要太多，因为我们从亲朋好友那得到了很多帮助。
记者：回顾整个逃亡的惊险过程，如果您的父母被捕，可能会入狱，您父母可曾想过这种后果？
沃尔特：他们可能想过。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去冒险。我父母后来承认，如果没有孩子，他们或许不会冒险。但为了我们的未来，他们愿意去冒险。
记者：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他们有多高兴？
沃尔特：他们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生活，表达自己的见解，免于遭受压迫的恐惧，并成为真正民主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没有妥协的余地。
记者：身处共产主义统治的这段经历是否对您们产生了影响？
沃尔特：我很确定这影响了我的父母，也确实影响了我。我不能代替姐姐们和弟弟说话，但是凭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大家肯定对共产主义的恐怖和压迫变得非常敏感，无论何时何地。有些人宽容地认为“并非一切都不好”，这样的说法淡化了罪行，甚至忘记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残酷和那些受害者。
记者：我知道您向各种团体谈论过您家人的这段逃亡经历，有时也会遭遇质疑，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沃尔特：这实际上取决于与什么样的听众交谈。如果是由前东德共产党发展而来的该党拥护者，您会听到为所发生的事情辩护的声音。比如东德必须“保护”其社会和边界不受所谓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侵略者”的侵害。他们认为，STASI（恐惧和仇恨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是防御内部敌人的必要步骤。
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那些从未去过东德的人们有时缺乏认清共产主义现实的能力。他们通常会默默聆听，也不会否认听到的声音。
年龄较小的人群有时在政治上是固执的，不愿意听到不符合他们偏左世界观的事实。有一次在美国佛蒙特州，一些年轻的美国学生来参加德国的一个暑期学校，他们对我所介绍的一些无可置疑的事实表示难以置信。
记者：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帮助学生和年轻人认清共产主义真相？
沃尔特：有关极权统治罪行的档案和对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记录，一定要公开。重要的是，要以客观、冷静和公正的方式向年轻一代展示这些历史事实。
我认为，德国在向公众（包括年轻人）介绍纳粹政权的罪行及受害者的经历方面做得很好。保持这些记忆是至关重要的，准确的历史事实能让人耳聪目明，让人们警惕重复残酷和不人道政权的危险。
记者：作为一名刚退休的外交官，又拥有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在2019年放眼世界时，您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沃尔特：共产党要操控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话语，他们还要决定是非好坏的标准。任何不按照他们意志行事的人，都会遭受致命的后果。
我看到，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人们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诸如移民、气候变化或种族主义等政治话题就是例子。我们在美国的教育机构以及欧洲越来越多的机构中，看到了无法接受的、危险的信号。
比如激进的学生团体强烈抗议预定的演讲者，他们可能对演讲主题有争议。抗议者的不容忍是很不好的，但更糟的是大学竟然屈服于这种抗议，还劝阻受批评的演讲者。
这种凌驾于公开演讲之上的主导权，可能是破坏民主和建立专政的第一步。教育机构应该是讨论和对话的场所，是学习和实践批判性思维的场所，而不是面对争议时退缩的场所。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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