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封尘：“胡汉三”的演技成全的欺世大谎

刚刚过去的五月一日这天，中国电影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饰演“恶霸地主胡汉三”的著名演员刘江去世了。他是电影界“五大坏蛋”最后一个去世的，不少人半诙谐半调侃的惊呼：“胡汉三再也回不来了！”

在中国电影界，素有“五大反派人物”之说，他们是葛存壮、陈强、方化、刘江、陈述，这五个人因多次成功饰演“坏蛋”而闻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电影故事里虚构或歪曲的脸谱化的坏蛋，都是按照中共的需要和政治标准整出来的，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坏蛋。尤其是：很多作品里刻画的所谓“恶霸地主”，反而都是被冤枉的好人。

刘江“把胡汉三演活了”

因为刘江刚刚去世，今天就趁着这股新鲜劲，从刘江在《闪闪的红星》里饰演的“恶霸地主胡汉三”说起。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拍摄于1974年，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政治狂热的年代，电影界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因此，对于摄制组和整个八一厂来说，拍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项政治任务。当年10月1日影片上映后，按照中共的政治标准，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评奖中获二等奖。刘江在影片中饰演“恶霸地主胡汉三”，通过他“出色的演技”，恶的够可以，霸的够邪乎，在乡里无恶不作，盘剥欺压百姓，吊打拷问年幼的潘冬子，残忍杀害潘冬子母亲……因此，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被激起对地主的刻骨仇恨。胡汉三的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啦！”成为当年流行语。

刘江演活了一个虚构的“恶霸地主胡汉三”，同时也影射抹黑了整个地方阶级，让中国人一提“地主”这两个字，就恨不打一处来。在中国民众中十分火暴的“斗地主”游戏，与这有直接关系。然而，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否真像电影说的那么恶霸那么坏？让我们从史实中寻找答案。

《收租院》与刘文彩不沾边儿

中共通过文学、影视与舞台作品，虚构了“四大恶霸地主”，他们是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经过反复灌输和渲染，这些“恶霸地主”臭名远扬，臭入人心。然而，谎言毕竟经不起时间的拷问，近些年来，“四大恶霸地主”已全部被拆穿。

四大地主中，刘文彩可排头一号。为了丑化文彩，1965年，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泥塑了一组群像，象征农民向刘文彩交租子，还起了个名字《收租院》，大大小小共114个泥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的罪恶”。

1999年11月，笑蜀先生推出《刘文彩真相》一书，匡正了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的污蔑之词，还原了真实的刘文彩。书中说：展示刘文彩罪恶的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

作者披露，庄园陈列馆为还原历史，曾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历过一年多奔波，水牢的人证、物证一个也没找到。据此，陈列馆向主管部门提交的《关于“水牢”的报告》说：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水被抽干，搬走铁笼，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曾有一部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史介绍了刘文彩兴办教育的事迹。当年刘文彩出巨资在家乡修建文彩中学，占地2000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文彩采用自己两亩地换一亩地。这所学校的规模和软硬件，当时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

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净身出户”，明确规定：校产归公，刘家后世子孙不得占有。刘文彩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露个面，简单讲那么几句，无非励志学生们发愤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

刘文彩这人口碑好，又热心肠，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接济。因为他办事公道，乡邻纠纷也都乐意请他调解。此外，他还曾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可想见当年的繁华。

“南霸天”与红色娘子军不搭界

陈强饰演的“南霸天”，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来者不善！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大地主。戏中说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武装，与海南岛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家当过丫鬟）击毙。

据《海南视窗》报导，南霸天的人物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一个地主，名叫张鸿猷。据张的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最大的破绽是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张国梅披露说，当年拍电影的人见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组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据他回忆说张鸿猷是个大善人，他没有欺压过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据红色娘子军首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回忆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是教师世家。

从文人笔下“冒出来”的黄世仁

一出《白毛女》，演哭千万人！戏中说“恶霸地主黄世仁”，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八路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1945年，中共延安“鲁艺”把《白毛女》搬上舞台。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出戏煽动仇恨效果一流，中共如获至宝，大力推广，一演再演。给人的感觉是《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司空见惯，地主个个都该千刀万剐！

然而，据《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附近有座山，山里有个洞，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扶正祛邪，法力无边，主宰人间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去给“仙姑”进贡，使得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鲁艺”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激情和戏剧家的表现力，完成了剧本。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此后，一股《白毛女》旋风席卷延安，席卷陕北，席卷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中国。“文革”时期，几乎每年除夕，人们都会从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在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

只听半夜狗叫，哪有“半夜鸡叫”

周扒皮，这名字一听也是善者不来。小说《半夜鸡叫》中是这样描写这个“恶霸地主”的：他为了催长工们早早下地干活，竟偷偷摸摸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口学雄鸡打鸣。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因为周扒皮这招儿太阴损缺德，读者们看后无不义愤填膺。其实，周扒皮的原型是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根本没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虚构故事时，还有些细节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描写周扒皮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种描写违背常识。试想，这些动作会让鸡受到惊吓，它还怎么打鸣呢？事实上，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即使把长工们早早赶到地里，自己不跟去监工，长工们躺在地头补觉，你又奈何？

后记

1958年，军旅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初版后，先后搬上银屏、荧屏、戏剧和话剧舞台，影响至少三代人。《苦菜花》塑造的人物：母亲、娟子、姜永泉，王唯一、王柬芝……都有生活原型。

2017年5月，笔者曾到山东乳山，《苦菜花》故事的发源地观上冯家村，实地调查这桩历史公案。历时20多天，通过多方探访求证，查阅历史档案，证实《苦菜花》中描写的第一大坏蛋王柬芝（真名冯鉴之）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场冤案。事实上，冯鉴之家境富裕，他是当地一位名震方圆百里的大文人、大善人，在当时的烟台牟平一带，有“南有冯鉴之，北有张玉俭”之说。冯鉴之的后人想起诉冯德英，为冯鉴之讨公道，但慑于冯德英的职位（山东省作协主席）和人脉，而不敢为之。

今年五月一日，刘江走了。但不知他到了“那边儿”之后，当阎罗王翻开册簿，针对他饰演“胡汉三”帮助中共抹黑地主这件事儿向他问罪的时候，刘江会不会悔不当初。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