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段艺术史看人类思想的变迁（中）

（续前文）

雕像的背后

除了祭坛画和彩色玻璃花窗，教堂建筑的另一大装饰自然是雕塑作品。哥特式雕塑主要体现在高浮雕和圆雕这类能展现出一定景深效果的雕像中，以增强教堂的空间感。整体而言，当时的雕塑只是建筑的附庸，比如教堂的大门部分或窗户等诸多地方一般都有雕塑家与建筑师的共同努力。

这些教堂雕塑按理说都应该是纯粹的宗教题材作品，然而有的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讲却并不属于纯粹的基督宗教。在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和沙特尔主教座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Chartres）等宗教建筑中可以看到人文七艺和一些其它学科主题的雕塑，这里就涉及到了另外一种非基督教的古老文化。

“人文七艺”也称“自由七艺”（Les sept arts libéraux），是古代社会中一个自由的西方公民所应该学习的七门学科。在欧洲十二、十三世纪逐步兴起的中世纪大学里，首先要教授的是三门基础学科：语法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叫做“三艺”（Trivium）；在此基础上，大学教授另外四门学科，即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称为“四艺”（Quadrivium）。“三艺”与“四艺”加在一起即为七艺，完成后的学生可以进一步修习哲学、神学等高等课程。

然而，不论是七艺还是哲学，它们却不是在中世纪才出现的，而是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文化传统；如果扯到天文、星象，甚至来源于更久远古老的时代。严格地说，它们与基督信仰风马牛不相及。以哲学为例，它原本是古希腊时代的一种认识世界、宇宙和真理的办法，有些类似于东方的佛、道两家的修炼方式。西方学术界也一直有不少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认为古希腊的哲学在当时并非是今天人们认识到的学问，而直接就是一种精神的修炼（Exercice spirituel），并将其与释迦牟尼佛和老子传出的修炼法门进行类比。可见，这与我们今天头脑中“哲学”的概念相距甚远。

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一些修行门派、修炼法门（今天人们却以为是哲学流派）由于其承载的智慧超过世间普通的学问，因此生命力强盛。即使在欧洲基督教大一统的时代里，古代修法的火焰仍然没有熄灭，因为在古希腊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下，哲学式的思维方式已经融入了欧洲人的血液里。从早期一些传教士结合古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合理性到后来的一些基督徒试图通过探索大自然奥秘来证明上帝的伟大，这些行为都在无意中破坏了其宗教教义原有的单纯，让异质的思想介入并掺杂进来，导致宗教信仰不再纯粹，掺杂进其他修炼法门的宗教修行削弱了宗教本身的生命力。

其它的学科比如天文学也涉及同样的道理。科技不发达时代的人们可没有今天现代科学中的天文学概念，当时所说的天文学除了少量天文研究外主要就是星象学，也叫占星学，通俗的说法就是用来算命的。普遍相信天象、命运的各国统治者通常在宫廷里都会雇用占星师来辅助他们做决策，也资助了这方面的研究。大家知道天空中的星辰都有名字，例如木星的西文翻译叫作朱庇特，是古罗马神话中神王的名字；金星的翻译叫作维纳斯，是古罗马神话里爱与美的女神；还有那些星座的名称多数则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或人物、动物，而最有名的黄道十二宫直接就与更早时期古巴比伦的宗教因素相关……显然，一个基督教信徒成天念着别的体系里的神的名字来作星象研究是明摆着不好看的，因此在公元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期间，在教会统治区域里对这些东西有着诸多限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件事物如果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或者纯粹子虚乌有，那么它在历史上也不可能具备一定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占星术如果完全不能用于占卜或者只是糊弄人的无效的小把戏，那么也不可能在本次人类文明存在数千年而经久不息。同时，历史上时间的推移往往伴随着戒律或宗教规则的松懈与削弱，加上穆斯林世界在占星方面领先的研究成果与拜占庭对此越来越大的兴趣，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王室法院文件的官方认可，这些与基督宗教完全不同的文化最终在欧洲又兴盛起来了。

可见，在宗教建筑里雕刻的那些表达异质文化的东西体现了此时的信仰已不再纯粹如初，而需要外在的知识与人的理性作为辅导。这种外求的做法其实并不符合原始基督教内心修行的传统，让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现实生活和身外之物，后来逐渐发展成人们力图通过取得世间的成就，而不是仅以内心的净化来证明神的恩典。这些雕塑忠实地记录了人们思想上神性的逐步弱化和世俗与人性一面渐渐占据主导的过程。

矫饰主义画风

辉煌灿烂的文艺复兴宛如从天而降，成熟鼎盛的正统艺术在本次人类历史上的再现响若洪钟大吕，震古铄今。文艺复兴结束后，它的余晖仍然持续强烈地影响着人类艺术史两百多年而经久不散，将神传正统的艺术因素与文化内涵承传了下来。不过，历史的发展所带来的意义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阴阳的平衡中不可能只有正面因素，文化的冲击自然也有它负的一面存在。其实，人世间的东西也始终都是如此。尤其在文艺复兴盛期过后，负面的因素也就越来越显露出来了。

时光飞逝，文艺复兴盛期三杰中的艺术巨匠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519年在法国逝世。一年后，三杰中另一位象征着文艺复兴艺术顶峰的绘画大师拉斐尔也在罗马离开了人间。两位巨星的殒落让人们扼腕，也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渐行衰弱。1527年的罗马之劫更是被史学界定为盛期的结束。虽然三杰中还剩下一位仍然在世，但仅凭以雕塑见长而且孤身一人的米开朗基罗已无法挽回意大利艺术的颓势。常年的战乱、教会的腐败、经济的停滞以及人心的不测等诸多负面因素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逐渐改变着当时艺术家们的思想和心态，也让艺术面貌发生了变化。

意大利当时最为推崇的古希腊文化重视人本身的理性对人的启发，即通过人的理智来把握真理，完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思想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但也有它的历史：正如前面所说，在基督教早期，一些传教士试图结合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论证教义的合理性，形成了教父哲学，其后在中世纪又发展出了经院哲学。虽然夹杂了古代非基督教的因素，但由于这些因素与宗教理论经过历史的磨合，也被教会认可为属于其体系内的产物，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理性和哲学观点去论证宗教教义。当混乱的局势与教会的腐败甚至淫乱越来越不得人心时，人们对神的信仰被削弱了，而更为看重现实生活和人本身的理性与自我意识。时间一长，人的思想便逐渐发展到更注重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自我的发展，以人的道理和自身的主动性去改变现实环境，而不是历来所推崇的靠提升德行虔诚等候上帝的拯救。因此艺术家们作品中一直能看到的神性和信仰方面的因素减少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人性化和享乐主义倾向。当这种人性充满了艺术家的头脑时，原来的理性又逐步让位给人性中的感情，反而不像从前那样理性了。同时，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艺术家们都在寻找超越前人的独特风格；为了赢得买家的青睐，又不得不迎合他们随着潮流不断变化的口味；而十六世纪艺术市场的发展也让得到批评家的赞许与艺术商的关注变得越来越重要。各方面因素的作用致使这时的艺术表现形式与风格中出现了更多不同于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手法，它们渐渐背离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真实性原则和拉斐尔的古典和谐美，形成了与文艺复兴盛期原有的古典主义相反的特征，后世称之为“矫饰主义”（Maniérisme）。

需要指出的是，“Maniérisme”（矫饰主义）作为后世学术界所起出来的一个含混的名词，并没有一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确切概念，因此不同的矫饰主义画家也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虽然画家们绞尽脑汁试图创造出新颖的视觉效果以超越文艺复兴盛期的大师们，但艺术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的形式，还包括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内涵，以及通过千锤百炼所铸就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作者对艺术的理解与对神圣美的追求。这种内在的东西是蕴含在和谐的构图、准确的形体、真实的色彩等外在视觉因素中的，而从背离外在的基本视觉因素入手却无法体现出更为崇高的内在精神，通过异化形体所达到的“新颖”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从观众的心理角度看，这种画面人物形体的变异所带来的瞬间的新鲜感持续不了多久就会让人产生违和感，通俗地说就是一幅画得不像的画会让人本能地觉得难受。因此这些作品最终未能在美术史上绽放多大的光彩。

在没有相机的时代，肖像画承载着照片的记录功能，而画得像是第一准则。试想如果有人请画家为他画像，但画家为了达到某种新颖的“风格”而利用透视手法把对方的脑袋或者身体画得好像扭曲变形了似的，又有谁愿意付钱呢？愿意看画得像的作品是人的视觉本能。因此，这些略显变异的风格并未能持续多长时间就渐渐淡出历史了。

裸体艺术的演绎

由于教会势力的削弱与世俗王权的增强，艺术市场的出资方不再像过去一样主要是天主教会及其相关系统，所以这时的艺术题材和种类相对于原先清一色的宗教绘画或雕塑丰富了不少。肖像、历史、风俗、希腊神话等诸多题材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术作品中。此时各国王室的审美趣味也比中世纪更为世俗，艺术家们便看准时机，把在意大利锻造得炉火纯青的裸体艺术技巧引入到原本相对而言更为保守的其它国家。

实际上，艺术作品中的裸体形像即使在中世纪也并非绝对的禁忌，因为那时也允许根据圣经记载表现裸体的亚当和夏娃或者描绘被打入地狱里的恶人，比如十三世纪被安置在巴黎圣母院里面与雕刻在建筑外面的亚当和夏娃的雕塑都是不穿衣服的。只是那时的观点认为原罪之后的裸体与基督教的禁欲宗旨相背离，容易勾起人的欲望，有伤风化，因此裸体形像往往与羞耻、肉欲、罪孽、魔鬼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除特殊情况外一概予以禁止。

然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却带来了另一种解读。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入侵并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许多当地学者带着大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珍品和各类哲学、历史等古代典籍逃往西方避难。这使得欧洲，尤其是离拜占庭最近的意大利结合本土的考古成果，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辉煌的文明和艺术成就，其中自然包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大量出现的裸体艺术。

古希腊人认为，宇宙间最美的形象应该是伟大的神，而古希腊的神又仿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所以人世间不可能有比健美的人体更美的东西了。因此，古希腊艺术家们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尽情讴歌人体之美——实际上这与欧洲大部分民族以裸体为羞的观念大相径庭。但这一观点发掘出来之后被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艺术家们借鉴了——因为基督教也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用泥土造了人。神的形像是完美的，而人体这一仿制品也因此具备了美的特质。

开始时，意大利艺术家以裸体形像塑造希腊文明中的神话人物或古籍上记载的不穿任何服饰的神，用来表现不被带有低下的羞耻观念污染的圣洁和纯粹的“真”，因此没有什么色情意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对此类作品的订购者增多，裸体画逐渐形成了潮流，画家们各自又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趣味，同时出资人和欣赏者大多也都是七情六欲俱全的常人。不少委托人买这些画并不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展出，而是用作私人欣赏与收藏，或在上流社会中作为赠品来打通人脉。慢慢的，作品中的裸体人物虽然仍被冠以“维纳斯”（Vénus）或“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之类女神的名字，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些名字只不过是为表现一丝不挂的性感美人而在名义上的一种掩饰和借口罢了。那个时代并不存在专业人体模特这个行当，画家画裸体时的主要模特基本上只能是一些容貌出众的高级妓女。她们都收入不菲，住在豪华的房子里，并且在诗学和音乐上很有造诣，但这举手投足的优雅与虚幻的美貌却改变不了她们内心的本质。因此以妓女为模特所描绘出的女神形像是否能体现出圣洁崇高的神性就需要画家自身的修为。当艺术家思想中那份对圣洁神性的虔诚消失后，人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些技术高超的赤裸裸的色情画罢了。

由于社会潮流的污染与人心中信仰的削弱，人们也没有去责问为什么一个信天主教的画家却要去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这些别的体系的神。虽然当时西方的信众不一定听说过佛家“不二法门”这个名词，但在平日里也是学习过基督宗教中相类似的教义的。这些异质的东西进一步削弱了宗教信仰的力量，越发使宗教信仰难以继续维持人的道德。同时，普通凡人大众自身的欲望让他们即使面对不含色情意味但又好看的异性裸体画或雕塑时也会产生情欲方面的刺激。因此，即使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的思想是纯净的，但如果所绘制或雕塑的作品是裸体形像的，也可能激起观赏者的情欲，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仍然是负面的。

由于色情艺术直接刺激人的感官，因此对现实生活甚至社会人口结构都产生了影响。当时的威尼斯史学家小萨努多（Marino Sanudo, 1466—1536年）记载了这一现象：十六世纪初威尼斯不到12万人口中，在册妓女竟高达11,654人。十九世纪瑞士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他的研究中也证实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普遍存在的婚外情现象与婚姻家庭道德的堕落所导致的社会危机，他写道：“这个时期意大利的一个特点是：在这里婚姻及其权利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频繁地和更有意识地遭到践踏……夫妻不忠的事情无疑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了血腥的复仇。”这些社会风气的败坏与文艺作品的引领和推波助澜有着密切的联系。

失去道德约束而纵欲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家庭及社会危机上。据医学史书记载，1494年到1495年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首次大规模爆发了一种死亡率很高的性传染病，随后蔓延到整个欧洲，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梅毒”。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种疾病很快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震惊了各国。人们惊呼这是上帝对下界淫乱的惩罚，才不得不开始对自己的欲望加以约束。事实上，当人被强烈的情欲控制的时候，即使面对可能染病甚至死亡的威胁，还是有人铤而走险，这一点从历代都有大量感染人群就可看出。为了控制病情，人们只得求助于非常损伤身体、副作用极大的水银疗法。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人类都未能发现有效医治梅毒的良方，因此唯一最有效的防病途径就是洁身自好。

当时欧洲道德水平相对平稳的人群对意大利放纵的享乐主义做法是很看不惯的，在十六世纪的英国甚至流传着一句极端的谚语：An Englishman Italianate is a devil incarnate. （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就是魔鬼的化身。）从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剧作中有多少意大利人被描绘成道德堕落、奸诈狡猾的恶徒，就能看到意大利式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所有北方国家的认同。但莎士比亚本人也未能逃出这种影响，他的《维纳斯与阿都尼》（Venus and Adonis）等作品其实也在这方面描写得相当的露骨。从梅毒在欧洲各国的流传看来，那时欧洲整体上已经走到了一个道德下滑的阶段，而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不好。因为这种疾病90%以上是靠性接触感染的，一个国家的淫乱程度就与发病率成正比。

这种纵欲和享乐主义的思潮被包装在精美的艺术技法里，从感官上又让人难以看到它不美的一面。在不少人眼中，意大利文化、艺术上的繁荣兴旺体现的是当时最领先的学术思潮，尤其在艺术技巧上远超其它地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妙又给人造成一种意大利文艺上什么都好的错觉。表面的浮华让人不容易更多地去考虑深层本质上的东西。由于艺术作品对人的感官能产生最直接的刺激和感染，因此它对人道德的影响也是最有力的。文艺作品中的反复渲染会让接触这类作品的人群逐渐同化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人群中的扩大就会形成社会整体舆论和道德观念的改变。虽然那时社会上大多数人仍然信教，甚至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热情的宗教徒，但道德下滑后的行为却与圣经上的要求大相径庭了。

此时各国本土的画家也明显地受到了更多这类思潮的薰染。比如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国也有了类似的裸体画。大量裸体画的引入虽然让画家们更熟悉人体结构的绘制方法，让绘画技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其副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那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年）写的《七日谈》（《Heptaméron 》）就能看出那时的贵族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面对愈演愈烈的色情风所带来的大规模性病蔓延和宗教改革派的愤怒声讨，1561年1月底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结束后，法国宣布禁淫令，关闭了妓院和男女混浴的公共澡堂。虽然卖淫活动只不过从此开始转为地下进行，但毕竟有所收敛。

1563年，历时18年的特伦托会议（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年）终于降下帷幕，针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做出决定性回应，并拿出了具体方案。由于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是宗教信徒，所以这些措施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作品上，裸体开始被禁止了，从前绘画和雕塑中含有裸体人物的名作都被当时的艺术家修改，通过加上一些衣饰或花草、树叶遮挡在生殖器上，避开直露敏感部位。同时，由于察觉到艺术界滥用宗教主题的乱象，会议决定以后教会将对宗教图像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要求艺术家描绘宗教故事时应呈现庄严神圣的场景，并强调艺术对美德的宣扬作用。（待续）

作者：Arnaud H. （法国）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