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爱玲晚年凄惨，隐居在非常小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业。其实她账户上有近270万元的港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被她发挥到极致。拥有财富的张爱玲不过是刻意选择了这份孤独与简单，毕竟，那是她自己可以选择的生活。
（接上文）
再度走红
到香港后，张爱玲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两年后，她去了美国，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
在美国，张爱玲发表了英文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张爱玲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
《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纵火焚烧粮仓，后丧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秧歌”的意像，暗喻了中国人被迫装出来的笑脸及假装出的幸福，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的无奈与扭曲。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血淋林的摧残与精神控制。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被统统枪毙了事。村里的流氓无产者，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得到了最多的实惠。无数的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为求自保，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个人无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书中有一句话：“只要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不安与恐惧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即使到了海外，也难以摆脱，这几乎也是当今的现实写照了。
张爱玲这位对政治没有兴趣与热情的作家，远离大陆，却最早涉入暴力土改这段被中共有意掩盖的真实历史。至今，这两本书都被中共视为禁书。
上世纪60、70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中共有意邀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
1994年，台湾《中国时报》给张爱玲颁发终身成就奖，她隔岸领奖，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台北。照片上，张爱玲手持刊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报纸，眼睛里，仍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神采。
张爱玲再也没回大陆。恢复通讯不久，张爱玲打算给姑姑寄钱，后来朋友说：“汇少了不合适，汇多了，又担心政治形势还会有变化，连累姑姑。”可见那时她也是心有余悸的。
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离群索居，对世界、人生没有更多需求，就是不想被外界打扰。据她在美国最亲近的朋友林式同说，张爱玲看破了世事，是少有活得通透之人，她不执著、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虽然在作品里描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自己并不受七情六欲所缚。她的叙事，总是点到为止，自己从不深陷其中。她也不太留恋过去、不留恋上海，言谈上，也从不表示对什么有憎恨之意。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她也只是看看而已，从没有占有的欲望。
1995年9月8日，75岁的张爱玲被发现逝世于加州的公寓内，无疾而终，遗容安详。
有人说张爱玲晚年凄惨，隐居在非常小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业。其实她账户上有近270万元的港币（她把这笔遗赠与了她的朋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被她发挥到极致。拥有财富的张爱玲不过是刻意选择了这份孤独与简单，毕竟，那是她自己可以选择的生活。
如果她不离开大陆，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与她背景相似的人，大多都没有逃出中共的迫害。
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也是旧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1949年底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法糊口，曾为投稿香港报纸，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等几十篇文章，不仅没得到稿酬，反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理由是：有“讽刺新社会”的嫌疑。
后来苏青被分到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她写了很多剧本。1955苏青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57年被“宽大释放”后，回到剧团的苏青去给剧场看大门。文革中苏青被抄家批斗，亲属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后来她被区文化馆收留，退休时，每月退休金43.19元。晚年多病的苏青卧床，不得不请中医上门，竟为每次一元的出诊费不能报销而苦恼，她“只求早死”。1982年病危时，苏青很想再看一看自己的书《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禁，遍求不得。苏青死后两年，被中共“平反”昭雪。
旧上海文坛上，与张爱玲、苏青齐名的另一女作家是关露，她是中共安排潜入日伪机构的地下党。1949年后，关露背负汉奸骂名，两次被关入秦城监狱，几度神经失常。结束十年牢狱不久，关露服药自杀。她的房间，紧挨公共厕所，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