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中共十年文革的一大特产。而煽动、渲染甚至歌颂仇恨,是样板戏的一大特色。请看《红灯记》中十七岁的革命后代李铁梅的这几句唱词:
“提起敌寇心肺炸
强忍仇恨咬碎牙
贼鸠山千方百计逼取密电码
将我奶奶爹爹来枪杀
咬住仇 咬住恨
嚼碎仇恨强咽下
仇恨入心要发芽
……”
《红灯记》之外,同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白毛女》等等,都有十分劲爆的“仇恨唱段”。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见过绿豆芽,见过黄豆芽,难道这“仇恨入心”真的也能“发芽”吗?请看——
“开十次会,不如演一场《白毛女》”
1945年,中共延安“鲁艺”的文人骚客们,根据河北阜平一带百姓中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按照中共的斗争哲学和夺权需要,经过东拼西凑,数易其稿,杜撰了贫苦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剧情,编造出一个大型舞台剧《白毛女》。
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首演。七大全体代表以及在延安的中共高层几乎倾巢观看。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上头”的指示,认为“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结局不够解恨,并特别明确提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此后,“黄世仁”“穆仁智”便在剧中被更改为当场枪毙。
1946年,中共华北联大文工团演出《白毛女》。当戏演到贫农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强迫在卖掉亲生闺女的文书上按了手印后服毒自杀,大管家穆仁智强拉喜儿抵债时,台下气炸了肺,口号喊的震天响,使劲向台上扔砖头,正好击中“黄世仁”左眼,饰演黄世仁的陈强顿时被打了个“乌眼青”。
一次到河北省河间县演出,台上演到喜儿诉苦,台下战士泣不成声。突然听见“哗啦”一声枪栓响,一个新战士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陈强,幸亏身边的班长发现及时,否则陈强早就没命了。从此,中共紧急出台一个死规定:凡是看《白毛女》,子弹一律不准上膛,经验枪后方可入场。
因为《白毛女》煽动仇恨太给力,中共如获至宝,迅速把这出戏推广到大大小小的剧团,大演特演。所以,当时中共上下流行这样一句话:“开十次会,不如演一场《白毛女》效果大”。
其实,那些仍砖头、子弹上膛瞄准“恶霸地主”的战士哪里知道,《白毛女》的剧情是颠倒黑白瞎编的,他们被上了一大当。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这句自己对自已咬牙切齿,自己咒自己粉身碎骨,自己对自己狠的不能再狠的话,是一首名叫《嚎歌》的最后一句。整首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文革中,无数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嚎歌》强迫“牛鬼蛇神”们唱,因为他们不被当人,所以不能叫唱,只能叫“嚎”。这个歌流传全国,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老师们唱它,不唱不行,唱不好就打。
这首《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创作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作者嘛,据当年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回忆说,是他们四中的一名“红卫兵”。(被强迫)演唱者,是被打成“黑帮专政分子”的老师们。
“把我砸烂砸碎”,天哪,这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愤笔疾书”写出这六个字来呀?而且,被逼演唱的人,却是学生本应该尊敬的老师们。作者是一名中学生,想来不过十几岁的花样年纪,却不幸被中共过早的训化成冷血猛兽。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们,伴随《嚎歌》激起的深仇大恨,开始了疯狂的革命行动。
例如,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赶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戴高帽、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她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
我们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老师在1966年8月被打死。只知道仅在北京西城区,就打死了七个校长。
终生难忘那声“打——”
今天写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题目,笔者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生长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河北农村,那时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但样板戏却可以天天听,天长日久,听来听去的,几乎戏中人物的所有唱段,不管是杨子荣还是座山雕,不管是李铁梅还是小常宝,也不管是胡传魁还是阿庆嫂,几乎我都会唱了。正如前文所说,不知不觉中,那些唱词中仇恨的种子,渐渐被种在了我的心田。而那时年少的我却还浑然不觉,甚至自得其乐呢!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环境下,村里“批斗会”、“忆苦思甜会”开过不少回。每次开会,全村人都要参加,把那些六、七十岁的“黑五类”勒令到学校,让他们站在课桌搭起的台子上。高音喇叭开始数落黑五类们的“罪行”,大会开到高潮时,大队支书指挥民兵们,揪住“黑五类”的后脖领子,使劲往下按,有的老头、老太太被按的跪在课桌上。同时,大队支书在高音喇叭里高喊:“向无产阶级专政低头认罪!”如此要反复多少回。
当时的另一种主要娱乐形式是看电影,除去国产片外,还有跟中共交好的前苏联、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等,差不多都是斗争、仇恨等主题的片子。
当时有一部朝鲜电影叫《卖花姑娘》,我印象中前后看过五、六遍。剧情大概是说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早亡,哥哥被地主老财关进监狱,母亲受地主欺压病死,留下年少的姐妹俩相依为命,姐姐卖花,妹妹卖唱,姐妹俩历尽人间的万般辛酸,日子悲惨的让人心碎。终于“革命队伍”来了,把这姐妹俩从火坑里解救出来,哥哥也回到了家乡,乡亲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对地主老财进行批斗……
记得有一回,在学校前面的操场上放映《卖花姑娘》。当看到尾声地主老财挨批斗那一幕时,我被剧情带动的完全“入戏”了,恨从心头起,竟然脱口而出喊了一声“打——!”
今天想想咋回事?是中共这架仇恨播种机,活生生把仇恨播进了我的心里,不仅发了芽,而且结了果。
结语
常言说的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共靠播种仇恨夺天下,坐江山,最终也必将在天怒人怨中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