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大陆东北人,是一名普通女性,没有什么文化,性情耿直、倔犟,宁折不弯。因为刑事犯罪于2002年10月被判刑,后被关进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监区。
入狱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和心脏病,监狱医院进行体检后发现我的病情很重就明确表示拒收,是送我入监的看守所警察给医生送了钱监狱才收我。
入监后首先要进集训队“洗脑”。我在集训队只待了四天,就被送到病号监区。在病号监区我并没有被当作“病号”对待,监狱警察明知道我的病情严重,却依然让牢头狱霸刁难我。我曾经三天没吃饭,吃不下任何东西,狱警不仅不给我看病,反而说我是绝食。我向狱警提出要找监狱长说理,她们不仅不让我正常反映情况,反而把我关进了“小号”。
监狱的“小号”,他们叫“禁闭室”,犯人叫它“小黑屋”,是监狱惩治不服从管理的犯人的地方,大约只有普通家庭的卫生间那么大,里面只有一个马桶,一盏灯,门下面有个小窗口可递送饭盒进来,天花板上有一个全方位监控的摄像头,别的什么都没有。
进“小号”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总感到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管“小号”的警察看到我时对送我的人说:“犯人都这样了,你们还往这送,而且犯人还没有签字。”可送我去的警察说这是领导决定。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就请监狱医院的医生到“小号”里给我做了心电图等检查,最后给我留下了一些药,还是把我关进了“小号”。
在“小号”关押期间,病号监区的警察还过来提审我两次。那时我已经病的站不起来了,而那个警察竟然说我装病,还说“死不了”。从进去到出来我始终没有签字,按照监狱的规定没有犯人签字“小号”是不能接收的,可那些规定都是应付检查的,监狱根本不会拿它当回事儿。
关押期间,只要我的身体稍有好转,狱警就会强迫我出工干活。因身体支撑不住,他们曾多次带我到监狱医院看病。医生都说我的病没好,可回去后照样要我去干活。实在承受不住了,我就给监狱长刘志强写信,我对他说:“我是监区里最重的病人,监狱医院是了解我的病情的,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人道的。”他反过来问我:“你有医生的诊断书吗?没有诊断书让你下队干活就对了。”他明明知道监狱的医生是不会给犯人下什么诊断书的,所以他才故意这么说。我也知道他们是有意折磨我,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完全绝望了。
2005年10月,一监区警察带我到监狱医院看病,医生当时就说:“怎么到现在才来?病人是肠梗堵,腹膜结核,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当时二话没说就开了住院通知单。看到医生的表情,我知道死亡在一天天向我靠近,也许活不了几天了。监狱不会拿我的性命当回事儿,他们口头上也说人性化管理,要建设什么文明监狱,实质上却拿犯人的性命当儿戏。
记得那是2005年的10月13日,几经折腾之后我又回到了病号监区,当时我连走路都走不了,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与我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开始帮助我,关心我,照顾我。以前她们也向我介绍过法轮功的情况,讲政府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可是我听不进去,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个人的事,对其它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可这一次我开始醒悟,因为我已经清楚的看到了我前面只有死路一条。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法轮功学员的循循善诱下,我开始炼法轮功。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奇迹很快就出现了:我的病情开始好转,疼痛感一天天减轻,身上渐渐有了力气。每天真真切切的感受让我看到了希望,仿佛在黑夜里行走的人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光亮。那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没想到中共的监狱把我逼到死路的时候,法轮大法却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很快,我炼法轮功的事情被警察知道了。她们找我谈话,不让我炼法轮功。我说:“我是一个将死之人,监狱医院对我的病情很清楚,他们都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因为炼法轮功现在我的生活可以自理了,是法轮功救了我,否则我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个你们是看得见的。我请求医院复查,以证明我的身体状况。”
警察听后搪塞、敷衍,说没这个必要。我说:“你们不同意我复查,就说明你们心里有鬼。你们明知道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而使病情好转了,而你们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你们口口声声说监狱是为了将犯人往好的方向改造,如今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了你们却不允许,你们还讲道理吗?”听我这么说,那个警察也无言以对了。但我知道,在监狱里是不能讲真话的,他们把讲真话叫做不服从管理,叫顶撞领导,然后就会往死里整你。
因为我的身体好了,2006年7月,我又回到了一监区,很多犯人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可是监狱一方面逼我出工,还不许我炼功;另一方面还加派重活,延长出工时间,用超出我身体承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继续折磨我,企图让我放弃修炼。
如今我已经走出监狱,我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天下的人,让人们自己来评判是非、善恶。中共的监狱明知道我快要死了却仍然不肯放过我,而法轮大法在我接近死亡边缘的时候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能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