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4月09日】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续至今，离不开先贤呕心沥血的锦绣篇章。这些经典作品，经过历代流传、各地辗转，终于完好地保存至今，架起我们探究历史、对话古人的桥梁。这一切，更要感谢千百年来从未间断的藏书活动。古时候的藏书人，主要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这就注定了藏书不仅仅是一种风雅的文化现象，更是古代士人的一项事业，寄托了他们的志趣和理想。
三千年文人藏书史
古代藏书活动，主要包括官方藏书和私家藏书，文士的藏书就属于私家藏书范畴。几乎从书籍出现的那一刻起，古人就开始了注意书籍的整理和收藏了。通过对甲骨文的考古发现，早在商王朝就出现了具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那时人们把这些甲骨文的资料存放于叫作“窖藏”的地方，朝廷里也有了掌管文献资料的史官“御史”一职。周朝时，木牍、竹简、帛书已经出现，周王朝及各诸侯的藏书已经初具规模，不过这时的藏书活动局限在官方。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官守其书的局面被打破，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的新景象，各派学说蜂起，诸子百家争鸣。这些学者，也就成了早期的私人藏书家，“学富五车”一词就是形容他们博览群书、学识丰富的特点。之后，民间藏书活动越发繁荣，与官府藏书相互补益处，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特别是楚汉时期，楚霸王火烧咸阳宫，将先秦时期众多文化典籍付之一炬，正是私人藏书家竭力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两汉时期，朝廷鼓励私学和民间藏书，出现了刘安、刘歆、蔡邕、郑玄等出身贵族高官和鸿儒世家的藏书人，藏书规模和质量均超越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纸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藏书成本大大降低，藏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们藏书不仅仅为了自学求知，还乐于慷慨外借、捐赠于好学之人，因而平民百姓也得以加入藏书家群体中。高墙深院中，千卷藏书已不足炫耀，万卷藏书亦是屡见不鲜。
隋唐以来，科举制的确立以及雕版印刷术的使用，推动了藏书事业的鼎盛。四海九州之内，书生学子或为求取功名，或为怡情养性，藏书更讲究实用，也就是藏用结合。唐初还出现了书院，供文人读书治学。许多藏书家无私地将所藏书籍赠予书院或供书生学习。此举也带动书院藏书的发展，比如洛阳的集贤书院就有藏书十万卷之多。书生足不出户，便可读万卷书，增长学识。
许多书籍历时久远，在传钞、印刷、流传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谬误和散佚的情况。这就需要古人在收藏典籍时，细细鉴别、校勘，确保其完备如初。因而在宋元时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刊刻学等相关活动出现。《梦溪笔谈》记载，北宋的名臣宋绶以校书闻名，他曾说：“校书如扫尘，一边扫尘，一边生尘；所以有些书经过三四遍校对，还有脱谬之处。”可见古人校书功夫之深。
明清商品经济发达，诞生了刻书行业和书肆、书商，为古人藏书活动提供更有力的物质基础。两朝有文字记录的藏书家就将近两千人，而他们藏书的所在——藏书楼，也成了名扬天下的文学胜地。
秘不示人和施惠于人
收藏似乎是人的天性，贵族喜收藏古玩，武将喜收藏剑器，仕女喜收藏珠宝，那么文人则对书籍情有独钟了。不过，不同的文人藏书的动机与用途也各有异趣。有一类是真正的“私家藏书”，他们对书籍有一种“爱物”情怀，藏书只为一己一家而藏。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他们大多对自家书籍定下“禁令”，并作为家规告诫后世子孙。
《清波杂志》记载，唐代宰相杜暹在家中藏书的末页题句：“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明朝的唐尧臣，也在藏书印上“借书不孝”的字样。常言道“不孝有三”，在藏书家眼里，不孝又多了一项新内涵。外借书籍都成了不孝行为，固然有些夸张，我们却可以看出文人对书籍的深厚感情。明朝范钦的藏书楼天一阁，堪称中华最古老的图书馆。他在生前就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若后人擅自借书，三年内不得参与家祭，其严苛程度堪称藏书人之最了。
对书籍进行封闭式管理，增加了私家藏书的神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古书不致流散。然而有些孤本古籍，一旦被损毁，就会面临失传的危险。比如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有一座绛云楼，珍藏了大量稀世罕见的宋元典籍。钱谦益也颇以此为傲，不免生悭吝之心，片牍不肯外借。然而有一天，他的幼女在绛云楼玩耍，意外打翻烛火，酿成一场火灾，导致楼中藏书尽毁，成为文学史一大憾事。
与秘不示人的相对的，则是广结善缘、乐于分享的藏书家了。晋代的名臣范蔚，藏有七千余卷书籍，总是热情招待前来读书的文人，甚至为他们供给衣食。范蔚的善行远近闻名，大约有一百多人先后到他家作客读书。五代的石昂，藏书数千卷，最喜招揽四方宾客。无论远近的士人，都喜欢拜访他的书阁，以增长学问。有些人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年，石昂也总是以礼相待。南齐的崔慰祖更是大方，家里的万卷藏书吸引附近的少年频频借书，有时一天就要借出几十卷。而他每次都耐心地为他们搜取书籍，从不推辞。
你可曾听说，借书也会影响经济吗？宋代就有一例。文人宋敏求，继承了父亲的藏书三万余卷，多是精审之本，有豁达借书之美名。《曲洧旧闻》载，宋敏求住在都城春明坊时，士大夫都把家搬到附近，为的是方便借书。这样一来，春明坊的房价竟然比其它地方高出一倍。
世间物以稀为贵，有的人对自家藏品不舍得外借，毋需苛责；而如果能遇到一位宽容明达的藏书家，绝对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明代学者宋濂，就对童年的借书经历始终念念不忘。他在名篇《送东阳马生序》中感慨地回忆，他因家中贫困，买不起书，只能向周围的藏书家借阅，亲自手抄笔录，算着日子及时归还。这个守时、勤学的老实孩子，也赢得了藏书家的同情，都愿意将书借给他。宋濂这才得以博览群书，有了他日的成就。
藏书即藏道
从寥寥数本到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是个花时间积累、花心思整理的大工程，倾注了藏书人无限的心血。这是专属于藏书家的乐趣，文人的精神家园。文人雅士更愿意将这种微妙的幸福感诉诸笔端，流露出一种别具风流的藏书精神，其日常吟咏的藏书诗可见一斑。
以“藏书”一事入诗，或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陈江宗的“借问藏书处，唯君故人在”（《诒孔中丞奂诗》）。唐代的藏书诗数量渐多，韩愈有“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杜荀鹤有诗云： “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书斋即事》）
宋明以来，藏书诗作更为丰富。这里有他们平淡而充实的读书生活，如俞弁的澹泊闲适：“心爱奇编雨汗流，山妻笑我不封侯。偷闲八月闲中写，一笔看来直到头。”（《随隐漫录》跋）更有藏书家对书籍的眷恋之情，如陆游的自许“书癖”：“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示儿诗》）
读书人爱书，爱书人更爱藏书。所谓“君子志于道”，那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传播圣贤智慧的载体，正是“道”的结晶，是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途径。对文士来说，藏书即藏道，因而他们甘愿穷尽毕生之力收藏、保存图书。有的人不惜重金，求购古书；有的人夜以继日，细读精校；有的人流连忘返，好学不倦。
藏书人慕道、敬书，由此也衍生出许多爱惜图书的轶事。比如元人赵子昂为让世人同样珍视书籍，特意定下一套读书的繁琐“礼仪”：“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随损随修，随开随掩。”（《读书四观》）清朝的黄丕烈，对书籍奉若神明，每年除夕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祭书仪式。他将稀有的珍本恭敬地置于香案之上，焚香、烧纸、三拜，更作祭书图一幅。过程中，黄丕烈不仅传达了对书本的珍爱之情，更寄托了这些典籍在后世依然能得到妥善收藏的期望。
正是由于历代文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我们才有幸拜读大量珍贵的经典。既然古人如此爱书、惜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将这种精神继续传递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