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不写悔过书的”最牛”国军战...

不写悔过书的”最牛”国军战俘与中共两名著名烈士的叛徒妻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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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悔过书的"最牛"国军战俘与中共两名著名烈士的叛徒妻子(希望之声合成)

文强在狱中平安度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高压期,但他的亲友却没有这么好运,受株连者甚多。

据《文强口述自传》,他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时被殴打,抱着石头沉水自尽。大伯父因受文强引荐在唐生智手下做过译电室主任,也受到牵连,后饿死。另一位在文强帮助下成为国民党上校的二叔父,则被枪毙。文强任长沙公署程潜办公室主任时,任用的几个同乡,以及当地敬信学校一位文姓教员,因土改时家中搜出文强照片,也被枪毙。

“不仅是这些人,就连我父亲的勤务兵,都被判了15年。他一个勤务兵,其实对相关决策啥都不知道。”文一中说。

1948年,文强参加淮海战役,家人到了台湾。文强被俘。按照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6个月内可以交换战俘,他就捎信叫妻子葛世明快去营救他。妻子接信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中共军队一会告诉她所有的俘虏都在张庄,她赶到了张庄,他们不让她过去,说:已经到了李庄去了。她就又赶到李庄去。她就这样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首饰卖了,好的衣服卖了,然后高跟鞋换成了草鞋。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最后是跟要饭的人抢吃的东西。

但是她决定一家人都回来。阿婆带着孩子坐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了上海。

葛世明去山东关押文强的大院求见,未被允许。她每日哭,钱花费殆尽,首饰都卖光了,又回到上海,总是生病,有脑膜炎,还受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后来信仰基督教,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在立信会计学校教书。

当局逼迫她交出枪来。交不出来。家里的地板都被掀起来了。找不到。葛世明被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

几乎每个星期天孩子们都被赶到外面去,不到天黑不得回家。有一个警察会拿出很厚很厚的一叠照片,问她:这个人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那天商量的主要题目是什么?葛世明说这是文强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会说:你不老实,他是不是潜伏在这儿?

葛世明终于开煤气自杀了。

那是1955年的春天。还很冷。

那个警察又来了,宣布说:所有的小孩都送到甘肃孤儿院,然后让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东西后回老家去。后来就发给兄弟几个每人一套棉衣棉裤,上海是没有棉裤的。这些孩子就穿了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儿暗暗的哭,说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军去了,还在这儿高兴成这个样子。

阿婆看到一辆好车,上前拦住就放声大哭。是区委书记的车。后来区委书记说,这个影响太坏了,传出去以后象灭门一样。后来说就留下来吧!

文贯中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的中学,但是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 ?“不知道”……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

1968年的春天,文贯中被怀疑参与“一切为了九大”的写作,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又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回徐汇中学,在牛棚中关了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夜里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的,竟然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有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满脸是血。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

文强的五个儿子中,长子文致中参加了军人干校和抗美援朝,在湖南土改中也表现积极,但他后来还是被打成右派。

三子文一中在安徽华阳河农场任技术工人至退休。据他介绍,1959年曾因讲了一句“你们不知道哎,饿死了很多人”,而被劳教两年。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值得一提的是,认定文强变节并予以处分的罗世文的妻子。

罗世文的妻子王凛若,又名王梅隐,王一苇,公开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和地方检查处检查官,26年成为中共党员,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机要、秘书工作。她以自己当法官的工资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及其地下组织,出钱租房屋,并提供经费。

她的两任丈夫均是中共著名高官、烈士,生活上也都依靠她的经济支持。第一个丈夫穆青,参加广州起义并为领导人、旅欧少共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早期领导人、四川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烈士。罗世文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历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中共烈士。

1932年5月王凛若被捕后,她的父亲为了救女儿,自作主张代写了文词古奥的骈体文《悔过书》,将她保释出狱。无论罗世文怎样为她辩解,她终生再未能恢复中共党籍。50年代以后,身为两个著名烈士的遗孀,她不仅不能享受“烈属”待遇,反而不断受到各种审查,逼她承认自己是叛徒,最终导致她精神分裂。患病多年后,她咬断舌头绝食而死,落了个自绝于党的罪名。

王凛若事件真可以说是对文强事件的一个绝妙补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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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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