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悔过书的”最牛”国军战俘与中共两名著名烈士的叛徒妻子（下）

文强在狱中平安度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高压期，但他的亲友却没有这么好运，受株连者甚多。

据《文强口述自传》，他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时被殴打，抱着石头沉水自尽。大伯父因受文强引荐在唐生智手下做过译电室主任，也受到牵连，后饿死。另一位在文强帮助下成为国民党上校的二叔父，则被枪毙。文强任长沙公署程潜办公室主任时，任用的几个同乡，以及当地敬信学校一位文姓教员，因土改时家中搜出文强照片，也被枪毙。

“不仅是这些人，就连我父亲的勤务兵，都被判了15年。他一个勤务兵，其实对相关决策啥都不知道。”文一中说。

1948年，文强参加淮海战役，家人到了台湾。文强被俘。按照日内瓦公约，停战之后6个月内可以交换战俘，他就捎信叫妻子葛世明快去营救他。妻子接信就从台湾到了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和苏北一带。

中共军队一会告诉她所有的俘虏都在张庄，她赶到了张庄，他们不让她过去，说：已经到了李庄去了。她就又赶到李庄去。她就这样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首饰卖了，好的衣服卖了，然后高跟鞋换成了草鞋。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最后是跟要饭的人抢吃的东西。

但是她决定一家人都回来。阿婆带着孩子坐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回了上海。

葛世明去山东关押文强的大院求见，未被允许。她每日哭，钱花费殆尽，首饰都卖光了，又回到上海，总是生病，有脑膜炎，还受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后来信仰基督教，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在立信会计学校教书。

当局逼迫她交出枪来。交不出来。家里的地板都被掀起来了。找不到。葛世明被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

几乎每个星期天孩子们都被赶到外面去，不到天黑不得回家。有一个警察会拿出很厚很厚的一叠照片，问她：这个人是谁？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那天商量的主要题目是什么？葛世明说这是文强的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警察就会说：你不老实，他是不是潜伏在这儿？

葛世明终于开煤气自杀了。

那是1955年的春天。还很冷。

那个警察又来了，宣布说：所有的小孩都送到甘肃孤儿院，然后让阿婆拿走她愿意拿的所有东西后回老家去。后来就发给兄弟几个每人一套棉衣棉裤，上海是没有棉裤的。这些孩子就穿了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炫耀自己。有的老人就在那儿暗暗的哭，说这些小孩子不知要到哪里去了，就要充军去了，还在这儿高兴成这个样子。

阿婆看到一辆好车，上前拦住就放声大哭。是区委书记的车。后来区委书记说，这个影响太坏了，传出去以后象灭门一样。后来说就留下来吧！

文贯中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的中学，但是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 ？“不知道”……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

1968年的春天，文贯中被怀疑参与“一切为了九大”的写作，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又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回徐汇中学，在牛棚中关了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夜里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的，竟然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有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满脸是血。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

文强的五个儿子中，长子文致中参加了军人干校和抗美援朝，在湖南土改中也表现积极，但他后来还是被打成右派。

三子文一中在安徽华阳河农场任技术工人至退休。据他介绍，1959年曾因讲了一句“你们不知道哎，饿死了很多人”，而被劳教两年。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值得一提的是，认定文强变节并予以处分的罗世文的妻子。

罗世文的妻子王凛若，又名王梅隐，王一苇，公开职业是重庆地方法院推事和地方检查处检查官，26年成为中共党员，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机要、秘书工作。她以自己当法官的工资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四川省委及其地下组织，出钱租房屋，并提供经费。

她的两任丈夫均是中共著名高官、烈士，生活上也都依靠她的经济支持。第一个丈夫穆青，参加广州起义并为领导人、旅欧少共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早期领导人、四川省委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烈士。罗世文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历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中共烈士。

1932年5月王凛若被捕后，她的父亲为了救女儿，自作主张代写了文词古奥的骈体文《悔过书》，将她保释出狱。无论罗世文怎样为她辩解，她终生再未能恢复中共党籍。50年代以后，身为两个著名烈士的遗孀，她不仅不能享受“烈属”待遇，反而不断受到各种审查，逼她承认自己是叛徒，最终导致她精神分裂。患病多年后，她咬断舌头绝食而死，落了个自绝于党的罪名。

王凛若事件真可以说是对文强事件的一个绝妙补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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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