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校长特权
梅贻琦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也是南开创办人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他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据他同仁回忆，梅贻琦曾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1931年上任清华校长后，梅贻琦主动放弃校长的诸多特权。电话费、每月两吨煤的费用、免费米面供应、家佣薪水等，本应由学校支付，但他一律自付。在西南联大，他和普通教授一样租住廉价简陋的平房，房间非常狭窄。
梅贻琦写报告、公函都用废纸的反面。他很少用校长专车，基本是安步当车，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家人公车私用。他绝不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不在多少，他认为，“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1949年，岁过花甲的梅贻琦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子赔款基金。他给自己定的薪水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仅300元，拒绝了民国当局给他的1500元。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新竹清华大学。他掌握着巨额清华基金，而他在台湾挣的台币，却根本无法照顾家人生活，家里经济非常拮据。
当时他的夫人韩咏华已经62岁了，不得不留在纽约打工，她在衣帽厂做过工，在首饰店站过柜台，还去医院做护理照料过盲童，连续四年她自谋生计。
梅贻琦的生活一直清苦节约，有时连青菜也不买，常常吃白饭拌辣椒。在西南联大外出考察工作时，当地政府款待他，他日记中这样记载：“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靡费耳。”
替夫人站地摊差点迟到
1939年，西南联大有一批学生要毕业，邀请梅贻琦讲最后一课。梅贻琦欣然接受，定好了上课时间。快上课了，一向严谨守时的梅贻琦还没有到。
同学们正在想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教室门突然就开了，气喘吁吁的梅贻琦跑进来，走上讲台，还在大口地喘着气呢。
梅贻琦对下面的同学解释说：“我刚才在街上替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我和她说好了八点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就跑来了。不过还好，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说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同学们却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个个心里发酸。
1941年7月某天，梅贻琦身在成都，突然接到西南联大来电，请他回昆明参加教育会议。一位航空公司朋友得知后，为他联系了机票。
会议当天，梅贻琦没有回来，学校急坏了，临时准备了一份他不参加会议的议程。可就在开会前20分钟，风尘仆仆的梅贻琦匆匆进了会场，一脸的歉意。
原来，虽然梅贻琦预定了机票，但走之前三天，他突然有了一个乘邮政车的机会，他觉得能给国家省下好几百块钱，就毫不犹豫把机票退掉了。没想到，邮政车半路抛锚，他不得不连夜转车，差点误了会议。
抗战期间，梅贻琦用各种方法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组成清华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年终时，还给大家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他自己家却寒酸不已，不得不让夫人摆地摊贴补生活。
韩咏华曾描述：“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 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
其夫人卖糕时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但后来人们还是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连医药费和丧葬费都自付不起
梅贻琦通常将自己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一份给父母，一份给弟弟们，一份给妻子和孩子，自己则清贫如洗。韩咏华说，她在家一辈子都没有财政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1948年12月（民国三十七年），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个人生选择：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在中共治下的北平？
梅贻琦离开清华大学那天，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教授吴泽霖。吴教授问他是不是要走，梅贻琦说：“我一定要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