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希望之声原創】導語：万幸的是，今天的京都到处可寻唐风的影子，哪怕是一个不起眼 的私家小店的貌相都蕴含着大唐元素，实际上，这个影响已经形成了一 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古建筑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她的存在，标示 着美的形象，并以此留给后人参照！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日本的付出是 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有人说，到中国不到西安，等于没到中国，这话值得商榷。可是到日本不到京都，等于没到日本，此言不虚。因为日本文化主要源于中国大唐，而京都的外在形象恰似古老的大唐。人们每到一座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必定是该地的建筑物，因其最为直观，而现存的中国大唐风格古建筑（日本属于精心仿照，内部构造不完全相同），基本都集中在京都。这些处处可见的凝固的艺术——气势恢弘、金碧辉煌的建筑，不仅令人叹为观止，更有置身大唐的感觉！
不畏艰难险阻 冒死跨海求学
公元613年，日本舒明天王派出了一支由学问僧和留学生等组成的“遣唐使”船队。其实派遣遣唐使节团，财力负担很重。从任命使臣到出发，一般需要准备两三年时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唐费用等。而此时的日本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加工技术水平很低，国税收入主要依赖农业，加之大名（诸侯）割据，中央财政非常贫乏，要打造一支由四艘（每艘长33米，宽9.2米）木帆船组成的船队，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与此同时，还要组成一支船员队伍，真得耗费挺大一笔国库银两。尤其是木帆船能否经得起东海巨浪的冲击，实在是莫大的风险。
深知其难，每一次遣唐使远赴大唐，日本天皇都要设宴款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相送。侍臣们会吟唱天皇亲自作的平安诗，为勇士们送行。该诗译文大意是：
希望你们渡海如平川，
居船同坐床，
四船联翩，
盼望早日归来。
奈良博物馆举办的《大遣唐使展》中有份资料，说当时遣唐使船队，因为难抵狂风恶浪，往往有三艘船沉没或到不了中国。每艘遣唐船有150余人，四艘船少说也有600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远洋航行，最终能侥幸抵达中国的人数，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其余生死未卜。
唐代大诗人李白，为好友遣唐使留学生阿部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足见其难！
据资料记载，唐朝期间，日本前后共任命19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5次。使团官员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四艘船，600余人，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大唐建筑之影响
京都位于本州岛中部偏西，京都盆地北部，为日本故都。京都古称平安京，又名西京。公元794年，日本仿照7世纪中国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建筑式样，在京都盆地内建立新都，取名平安京，意为“和平安静的京城”。其作为首都的时间长达1075年之久。
京都城内街道精确地按照几何形状分布，把整个城市分隔成棋盘状，一条壮观的朱雀大道贯通城市正中，两旁柳树成荫，南北绵延约5公里。京都名胜古迹众多，尤为突出的大唐风格古建筑，辉煌壮丽，倍添古韵与风采。徜徉其中，座座至宝，使人目不暇接，仿佛重又回到了贞观之治的盛唐，顿时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这些瑰宝是用无数遣唐使的生命换来的，实在是得之不易啊！同时还会感到：日本能把这些唐式建筑保存下来，的确起到了提振后人的作用，意义深远。
元代牟巘撰文的《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中有言：“非崇严无以备制度，非巨丽无以竦视瞻”。今译为：没有高峻庄严的建设，就称不上制度规矩完备；不够宏伟壮丽，就不足以让前来的人心生恭敬。试想，如果现存的古代建筑完全消失了，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Arnaud HU在《泛谈当今的美术》一文中举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生活在一些比较现代化城市的人每天走在路上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假如一个长期居住在传统建筑环境里的人来到这种现代化城市后就会在视觉上非常不适应。因为城市基本上就是长方形几何体建筑的堆积，一切都被几何形简化了，彷佛让人置身于外星人的世界。而真正人类的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建筑都不可能是一个个简单的、几乎光秃秃的长方体摆在那里。但一个一出生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或许会问：城市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这种平、光、简、秃、方盒子形状的现代主义建筑所造成的国际‘风格’在二十世纪很快取代了大部份国家原有的传统建筑，配以追求‘少即是多’的简约主义现代美学观，让大量民族的建筑环境失去了原本独特的个性，全都变成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外星建筑，摧毁着人类各民族古老的传统文明。然而，在大量的旅游杂志和图文宣传中，摄影师们变换着透视角度拍出少见的景深，再用绘图软件把这些方盒子城市染上更绚丽的色彩，试图说服人们前来游玩消费：看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多么美丽！这种洗脑宣传重复无数次后就让人类接受了一种新的变异美学，有别于人类延续了千万年的传统审美观”。
万幸的是，今天的京都到处可寻唐风的影子，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私家小店的貌相都蕴含着大唐元素，实际上，这个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古建筑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她的存在，标示着美的形象，并以此留给后人参照！在这方面，不能不说日本的付出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得之不易的瑰宝 必该加倍珍惜
建筑物大体可分为木构、石构和砖构三种。自周汉以来，中国建筑有惊人的发展，其给予日本建筑业以极大影响，但自古以来因各种原因，造成中国明代以前木构建筑几于湮灭，倾圮残留的不过是砖构而已。中国上千年的建筑几乎无一遗存，五百年者也残留极少。而现存的日本法隆寺，是全世界最古老木构建筑物，距今已1200多年了。日本千年以上木构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有三、四百栋。
日本人清楚历史是有灵魂的，古建筑乃是载附着历史的灵魂。它蕴含着诸多的历史信息，堪称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化石”，是不加粉饰的历史记忆，也是藉以确定自己身份的文化背景。因此，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日本做得非常精细、到位，不遗余力。日本古建筑都各有自己明确的“身份”。
据日本文化厅公布的文件：日本对文物分国宝、重要文化财两类，受《国家文化财保护法》保护。古建筑按历史年代和历史价值不同分别冠以不同级别铭牌存世，其中多处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如二条城、姬路城、唐招提寺、法隆寺等，并对外开放。
日本称文化遗产为“文化财”，把其当作财富，却绝不将其作为摇钱树。相反，为保护古建筑不惜费钱、费时、费力。但由于资金短缺，很多大型建筑修到一半资金就不够了，于是善良的日本市民都能前赴后继捐钱支持继续修复这些古建筑，并把其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修复工程中，工作人员始终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奈良县教育委员会文化遗产保护所的植田哲司曾说：“对古代留下来的建材一定要加倍珍惜，如果修理时舍弃了他们，就会散失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因为一根木头，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舍弃它们的话，就不需要我们这样修复了。我们要尽量将这些木料及其韵味一起传给后人······”可见，日本对古建筑修复保护的理念，依然是努力忠实于保护历史原真性的基本原则。相反，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
据百度贴吧描述，1953年5月，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的欧美同学会聚会上，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的国人心头。
梁思成在中共体制内发声等于废话，不惹杀身之祸算是侥幸；而在境外说话却极有力度。1985年，日本建筑界权威福山敏男在一次活动中动情地说：“梁思成是我们日本人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本文开篇埋下的伏笔，亦即“有人说，到中国不到西安，等于没到中国，这话值得商榷”。若干年前，笔者在西安观看了一个专题展览，偌大的展厅安放着按一定比例制作的古长安唐代宫殿群复原模型，其实际规模是北京紫禁城的十倍。这具模型一下子会把你带到久远的大唐，并产生无限的遐想······
京都别说跟古长安比，就是跟古洛阳比，也要小得多了。尽管如此，其在当今，凤毛麟角，“唐代建筑看日本”，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了。而西安无一栋唐代建筑，市内仅有几处明代砖构建筑，其余不过是林林总总的现代建筑物，这些钢筋混凝土构造，外表用现代装饰材料包装成“塑料瓶”、“玻璃罐”、“金属桶”等等怪物，还都各自有个洋名字，真不如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起码有个民族自信和民族特征的响亮的名字。呜呼哀哉！长安已然面目皆非。如此看来，到西安和到中国其它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
中国大陆的古建筑历尽沧桑，尤其是惨遭人为的破坏，实在是令人痛惜！但愿幸存的能够参照日本加以保护，使之世代相传，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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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文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