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揭露，“五四运动”被证明是一场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资料图片）2019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共出于政治需要，一直鼓吹“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运动”。事实上，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揭露，“五四运动”被证明是一场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既没救国，也没立德，一场胡闹而已。
冯学荣揭露“五四运动”真相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这个结论，绝对令人吃惊！历史的真相随着谎言、欺骗的逐渐消散，也一步步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共喉舌新华网宣传称，“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
事实真的如此吗？要了解一个运动的性质，从它所反对的、所针对的对象的性质，就可以弄清楚。那么所谓的“北洋军阀统治”是不是非常黑暗而腐朽不堪呢？
（一） 中国第一个民选的民主政府
“北洋军阀”这个称呼是中共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刻意对民国北京政府的一种妖魔化称呼，给不明真相的民众造成一种“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错觉。我们应该为其正名，不能称中国第一个由全民公选而产生的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应该称为“民国北京政府”。
民国北京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第一，民国北京政府的议员和总统是全民选举产生
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当时中国人口4亿左右，各省登记选民共4.3千万，选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10%，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一比例，和西方国家早期议会选举比也不算低：英国第一个议会选举法颁布于1406年，470多年之后，也就是1867年和1883年，选民人数增加至200多万，达到全体成年居民（而非全国人口的比例）的8％。可见，从选民比例看中国的起点是很高的。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总统也是选举产生的，虽然发生曹锟贿选的插曲，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起码是尊重法律程序和尊重选民的。民国初年议会的议员更是代表了民意的，他们监督政府、弹劾污吏、代民呼吁，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
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更换频繁，共存在过5个：1912年3月孙文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案》（因系在天坛起草，又称《天坛宪草》）；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1923年10月曹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世称“曹锟宪法”）；1925年12月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这些宪法都体现了“三权分立”原则，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总统权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例如1917年5月，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则针锋相对决定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的参战计划受挫。显然，那时的国会并非“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第三，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也存在封闭报馆、捕杀报人的事件，但舆论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当时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如《京报》、《新青年》、《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历史学家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1926年中国首家无线电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开业，随即各类官、私营广播电台纷纷出现。公民自由空间的扩大，为社会精英乃至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条件。
第四，公民享有结社自由权力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的结社自由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根据台北张玉法先生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会有85个，未立案的更多。
1912年的主要党会团体有：民权监督党、全国联合进行会、民生促进会、平民党、进步党、政群社、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公民党、国民协会、大中党、国民公会、工商勇进党、统一国民党、工商共进社、议院政治促成会、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民国竞进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党、民主党、中国同盟会、仁党、共和急进会、广东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等。这是中国200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少有的民主时期。
由于政治开明民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经济、文化和道德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几乎所有相关史著都承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当时，官僚资本的发展在1911年以后就进入颓势，外国资本的发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资本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全时期平均发展速度为13.8%，还略高于外国资本的13.1%。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展品获各等奖章1218枚，为各国获奖之冠。尽酒品就获大奖章4个，如直隶高粱酒、山西高粱汾酒等；名誉奖章1个，上海真鼎阳观酒；金牌奖章21个；银牌奖章18个；铜牌奖章3个。
文化方面，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其成就至今中国人都没能超越。
民主使社会道德面貌焕然一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职员不乏道德楷模。
段祺瑞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1924年10月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聚集天安门，抗议日、英、美等八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会后，两千余人涌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琪瑞执政府和国务院前请愿。执政府卫队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琪瑞在得知消息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他处罚了凶手，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段琪瑞执政府就是这样因“三一八惨案”下台的。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琪瑞从此终生食素。1936年，段琪瑞患上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家里人劝他吃些肉补身体，他说就是死了也不能开荤。同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国家最高领导人为部下杀人而下跪谢罪，并主动辞职终生食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说明段琪瑞是个有良知的人。
再说基层职员。中共影视作品把民国时期的警察刻画成一副敲诈勒索、欺弱媚强的样子。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天津警察厅的一个布告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警察的真实形象：
“为布告事：……查津埠近来因感受暑热，以致身故者，时有所闻，大概以劳动者居其多数，而劳动最甚者，为人力车伕，终日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下，最易感受暑热……责由道路岗警，积极限制，不准车伕奔驰，以免受热猝毙，又路旁所设施茶处，在商民出资有限，囿行人获益实多，想津埠不乏明达之士，定必乐从，除分令外，合行布告，仰各商民一体遵照，切切此布。”
为避免车伕中暑热死，警察厅专发布告责成所辖各段警察劝阻车伕快跑，并鼓励商人捐钱在路边设施茶处以让车伕能够喝到茶水，体现了权力的人性化。弱势群体能否得到各方面的宽容与关照，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的标准。
中共所谓的“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政府！“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二）日本占领青岛和胶州湾的历史重现
青岛由于大清国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通知，民国北京政府是这样回复的：“……日本政府……爱和平、尊人道之心……足征主持公道，诚表友谊，至为感谢.……日本政府既声明并无占领土地之野心……我政府已深信不疑……尤当钦佩……日政府对我纯以诚意相孚，我政府自当竭诚相待，希向日政府声明本国政府声谢日政府真诚友好之意……”
不得不说，民国政府这个反应，犯了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意的毛病：
1、日本出兵中国的山东青岛、攻打德国军队，民国政府单方面以为那是出于《日英同盟条约》的促使，在这件事上，犯了幼稚病；
2、民国北京政府心理上讨厌盘踞在青岛的德国殖民者军队，日本出兵赶走德军正合其意，但事先没有与日本在回报问题进行沟通，天真地认为日本出兵出于道义支持，不得不说是个过失。
果然，日本很快就出兵青岛，并很快就把德军打败并赶走了。赶走了德军之后，民国北京政府这时才猛然发现：日军战后竟然盘踞在山东、不肯走！
民国北京政府这时才慌了，连连抗议、要求日本撤军。读者在这里需要注意：民国北京政府当时在抗议中提出的条件是：不给日本任何报酬（哪怕是军费也不给）、而要求日本军队从青岛无条件撤军。
日本当然不愿意提供免费的“道义支持”。于是，1915年，日本政府派了外交官“日置益”来到北京、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众所周知，在这次谈判中，日本提出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
大总统袁世凯在惊慌之余、使出浑身解数和日本谈判，砍掉了七条、最终签署了其中的十四条。统称《民四条约》。于是，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开始移民、经营青岛。
四年之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召开了和会，讨论处置德国等战败国的问题。民国北京派了外交官去参加这个和会。
在巴黎和会上，民国代表提出：依据1915年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但是，英、美等大国代表不认同民国政府的要求，英、美代表的看法是：《民四条约》及其各种附约，是有效条约，谁叫你跟日本签？签了，就是有效的。
直到这时，民国代表在情急之下，才临危抱佛脚式地、提出给日本报酬：民国政府愿意给日本补偿（1914年）日军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要收回青岛的主权。可是，无论日本、美国、英国……没有一个支持民国的这个要求。
无奈之下，民国北京政府从北京拍发密电给巴黎的中国与会代表：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那么就算了，签了《凡尔赛和约》吧。
可是，这时，身在北京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得知了这个密电的消息，他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火速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煽动舆论的矛头直指当时民国北京政府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亲日派高官。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三）北大校长蔡元培曾阻止学生示威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被《晨报》的消息激怒了的北京十三所大中专院校共约三千名青年学生，由代表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钟，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此三人都是亲日派国府高官）。
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1919年5月4日当天上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从位于市区的北大旧校址（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代京师大学堂，始建于1898年，校舍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四公主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从1916年起，学校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因大楼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1918年8月红楼建成后，改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出发参加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苦口婆心地劝阻同学们。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张国焘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
北大校长控制不了学生。游行的学生，高呼口号，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可是，列强的外交官不太待见这些学生。学生有火发不出，只好调整目标，直奔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四）“五四运动”中，闹事学生比警察还凶恶
收到游行风声的曹汝霖，十分恐慌，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被当街打死，于是他立即飞奔回家躲避，到家门口时，曹汝霖遇到了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问曹汝霖：“你需要我们怎样保护你？”曹汝霖苦笑道：“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怎么保护公民，你问我？我还问你呢！”警察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
曹汝霖苦笑一声、实在是无奈。商量之下，警察只好开始帮忙往曹汝霖住宅的大门上贴封条，意图堵住曹汝霖家门的入口，以抵挡愤怒的示威学生。警察以为：只要往门上贴了政府的封条，游行的学生就不敢撞，否则就是犯法。显然，警察低估了学生的能量。
很快，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闹事学生人多势众，群情激愤，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更有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事后，那丫环疼痛了好些日子）。
愤怒的示威学生猛地冲进赵家楼、四处搜寻曹汝霖，没找到（曹汝霖躲在衣柜里）。
这时候，学生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曹汝霖的家！这就是震惊现代史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烟火一起，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倒霉了。学生放的火熏到了他。章宗祥被熏的难受、出于本能、没办法，只好冒死逃了出来。结果，他被学生们误认为是曹汝霖，学生们高喊：“他就是大汉奸曹汝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章宗祥被误认作曹汝霖、遭到了学生们激烈的围殴。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
这个时候，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对行凶的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这群以“反日”为游行口号和宗旨的愤青学生们，竟然不敢对日本人动手！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在一边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有上面“文明对待示威学生”的命令，纷纷扭头不理。
幸好，这时候，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积极分子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北京市警察局局长吴炳湘驱赶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之后，连同曹汝霖一道、到医院去看望被抢救的章宗祥。医生告诉曹汝霖：“章宗祥的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这意味着这群五四运动的学生暴徒们，至少用拳脚或武器打了章宗祥五十六下。章宗祥大难不死，算是命大。
（五）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制止卫戍区司令派遣军队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
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段芝贵竟敢出兵镇压学生！妈的，老子我不管了！”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京，在声势浩大的全民舆论之下，民国北京政府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敢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特权。6月10日，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
但是，学生的暴力游行，尽管迫使了政府不签字，却并没有把日本兵从青岛吓走。日军当然不可能害怕中国的学生，他们在青岛一直驻军了下去、并保持了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
问题一直僵持到两年之后的1921年。
（六）“五四运动”既不能救国，也没有立德，只给后来播下暴力的种子
五四运动没能救回青岛，青岛的回归是美国促成的。
1921年，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并于次年（1922年）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之下，日本服软了，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然而，美国迫使日本归还青岛，并非因为美国害怕五四青年，而是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换言之，青岛的回归，与五四运动无关，它并非出于五四学生的功劳，而归功于民国北京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使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策略叫做“以夷制夷”。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表示，“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五四运动干将，在多年以后，投奔了日本阵营，当起了“汉奸”。例如，梅思平。他就是五四运动当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参与了汪精卫政权，在汪政权里当了一等的高官。此人后来被国民政府枪毙。
五四运动，并非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而是一场砸石头、放火烧屋、抡铁棒打人的暴行，是一场暴乱。事后，当年的公共知识份子梁漱溟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参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五四运动”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种子，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的引进，打开一道方便之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
（转自 大纪元）
责任编辑：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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