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党组织”系列评论之一
2015年10月22日，《北京青年报》头版用黑体刊出“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的大标题，下面紧跟习近平撑伞“探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大幅彩照。此一“特殊”排版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
不管此事背景如何，民众的对此事的解读趋于一致，即：目前党组织的大多数党员都严重违纪，党组织应该解散。这就是说，在民众看来，如果哪一天中共解散并不足为奇，反倒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已经认同中共解散。
从“共产主义接班人论战”的话题出现在大陆网站，到日前《北京青年报》“解散党组织”的新闻被外界聚焦，在中共合法性彻底丧失成为外界共识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中共将会解体已经不再有疑问，现在关心的焦点只是中共何时和以何种方式解体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来看看中共党组织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政党
《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以宋朝为甚，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17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其中，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形成了两党制；以法国为代表，形成了多党制。在20世纪，以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纳粹党为代表，又产生了组织严密的专政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本身就是有个外来的卖国政权。
政党在近代首先在欧洲出现，是历史发展到近代议会与选举制度阶段的产物。政党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政治和国家维持运行的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民众通过为政党工作或投票赞成自己支持的政党，来间接地影响公共政策，政党成为了表达和整合民众利益诉求的管道。同时，政党也积极传播政治游戏规则，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
但是，中共党组织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党组织都有本质的不同。
中共党组织是附体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政党只是国家用选举方式以组成政府时的工具和手段，一旦某政党成为执政党，党本身就会脱离于政府的运作之外，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将会按照国家的法律系统来运作。有些国家在许多时候，执政党的党魁成为政府首脑后，往往辞去党魁职务，以示政府独立于政党之意。
相反，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中共党组织，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同，它是附着于中国社会的附体。《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对此有详尽分析：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中共党组织的高昂成本
在一个正常社会，任何一个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参与竞选和执政都需要经费的支援。但是政党不是政府，不担负社会管理职能，因此不能花国库的钱。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党员所缴纳的党费、个人与财团的捐赠；还有些国家的政党在竞选期间会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资助，例如德国和西班牙会根据政党的实力按比例补贴；大多数国家对政党经费的来源都有法律规定进行严格管束。在实行公开竞选的国家，一般都要求政党在竞选期间公开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以保证选举公正。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把整个大陆资源占为己有，把国家机器变为党的工具，这个党从来没有登记公布过资产，它完全是靠国家的财政维持，每年消耗公款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国家的财政收入首先必须满足党库的需要，国库成为了党库，中国共产党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
在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下，一个省或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省长和州长，这是通过宪法而设立的政府机构，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中共这里不是这样。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中共各级“书记”，其实并不是国家的政府职务，而是中共的党内职务。中共党的支部书记发源于战争时期“支部建在连上”，是为了中共“党指挥枪”。在夺取政权后，中共把这一制度扩展渗透到社会的全部领域，因而造成了在世界正常国家和社会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荒唐和怪胎：一个省的最高官员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下面直到市、县、区、甚至街道莫不如此。
据媒体报导，目前中国大约23个纳税人供养1个政府财政负担的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另外还有总人数超过1,000万的准财政供养人员。至去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
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党国体制，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中国民众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中共各级官员和中共利益集团侵吞、转移国外，这个无所不在的中共党组织占据和消耗着本来应该用于国家发展建设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的资源与财富。中国社会与中国民众为中共党组织的存在支付承担着高昂的成本和代价。正如《九评》中所述：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中共党组织的功能
从《九评共产党》一书中知道：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过程，中共依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
中共党组织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六十多年的统治时间里，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实施暴政，其最终目的是完成中共党组织对全中国全方位的权力垄断，并通过几十年的洗脑教育，配合以深入每一个角落的监控系统，来完成对全体民众的思想控制。
“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它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它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九评共产党》）
《九评》这样概括中共党组织的功能：“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它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
党组织把人变成精神分裂人格的双面人
在中共党组织用暴力和谎言的手段，残害的不只是中国人的肉体，还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对于中共党组织用党性取代人性，《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论述：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九评》中还有一个典型的党性消灭人性的例子：
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得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
中共党组织，不仅把内部的每一个组织成员，包括组织之外在中共控制环境下的民众，变为说谎成性的双面人。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对此有以下论述：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像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60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2,000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党组织的黑帮特性：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1967年在被打倒前最后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请求毛泽东自己愿意辞去全部职务，和家人回老家种地，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最后刘少奇落得惨死狱中的结局。
刘少奇的遭遇，说明了中共党组织就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邪教和黑帮组织，凡是触犯了中共内部黑帮帮规的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残酷的惩罚。“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九评共产党》）
中共党组织从建政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杀人如麻，从镇反与土改、三反五反到大饥荒，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中共对中国民众的屠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共的黑帮特性，在其党组织的内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九评》中这样写道：“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党组织罪恶滔天 人人都是受害者
中共党组织从成立起，就开始以组织的形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犯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
在中共党组织系统犯罪中，最为邪恶的是，中共党组织也同时把每一个中国人变成罪犯，在中共的统治下，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在上个世纪的文革中，上亿的中国民众全部陷入疯狂的相互揭发相互迫害相互杀戮中，用群众斗群众是中共一贯的运动手段，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施虐者和受害者。在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中，这一点被中共党组织发挥到了顶点。
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泽民集团通过专门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组织“610”办公室这个权力系统，直接把迫害法轮功有计划有系统地一次次推向全国，搞成全国、全民性的文革式的群众运动。
“610”办公室还规定了“株连家庭、单位基层连坐、社会联保制”等，把迫害法轮功“业绩”与法轮功学员所在地区、单位、街道官员、同事的升迁、奖、惩等个人利益挂钩。这种奖、惩挂钩也叫“基层连坐法”，是严酷的株连手段，它广泛地煽动社会仇恨，强制全国党政军各级机关、各级官员、各个行业、社会各领域全面参与迫害，制造仇恨与对立，利诱胁迫全民认同甚至参与迫害，形成了一场全民运动。
“610”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多次“承诺卡”运动。“610”办公室驱动各地基层官员、党员、公安、政法警察、“中国邪会”会员进入民众家庭骚扰，以利益诱惑、就业、升学、社会福利等许诺手段胁迫民众签字。被卷入该运动的家庭达90%以上。
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多个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秘密集中营，黑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军队、武警医院及全国各地很多器官移植医院、精神病院等，都成了酷刑残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魔窟，并持续了十六年之久。在这期间侵犯八千多万法轮功群众信仰自由权。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四千人，数万人被非法判刑，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强迫劳动，数千名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等等罪恶。因为江泽民一伙竭力掩盖罪恶，上面的数字仅仅是实际案例的冰山一角。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其实质的受迫害者不仅仅是法轮功，全体中国国民被残酷洗脑，被谎言毒害，许许多多原本善良的人们在这场迫害中无法承受良知道义的拷问以及做出良善的选择，拒绝真相，被胁迫或主动参与迫害；中国各行各业从上到下的“610”系统；政法委系统；党委系统；媒体宣传系统；个别文艺系统；教育系统；环卫系统；安保系统；专门分管法轮功的军队、武警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疗卫生系统等等，这些系统中所有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成了江泽民邪恶集团的直接杀手和邪恶帮凶。
在西方社会，江泽民、“610”通过金钱外交、经济钳制等手段将法轮功问题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使某些国家政府、媒体及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及世人，在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的累累罪恶面前沉默或熟视无睹。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旷世灾难，它祸及了全世界。
中共党组织的存在，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因此，解散中共党组织，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并使中国社会顺利走向未来的必须的一步。＃
大纪元法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