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作者： 吕千荣
2013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我看到一件回顾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记录了四十二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泽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四千九百万，说明是“死于大跃进与文革”。我问一位女学生，资料从何而来？她不知其详，只说是美国学者研究出来的数字。
根据这份统计表，杀人记录前三名：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他们的杀人记录都数以“千万”计。这项统计还包括三名美国总统：杜鲁门原子弹炸日本，死了五十万人，尼克松越战有七万越南人死亡，约翰逊继续在越战中令三万越南人死亡。可见这是一份美国自由派学者的统计。四十三项屠杀，总计死人一亿零二十万。中国人占百分之四十九。
这份统计的准确度，当然是大有争议的。不过，从大的架构来看，还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纪人类在专制独裁和战争中遭受的牺牲，而死于极权主义的人，大大超过战争中的死者，占七成九，近八千万人。
杀人记录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国人究竟在二十世纪死了多少？中国的学者专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国军方有历次大型战争的死亡人数公布，精确到个位数（如越战五八二○九人，韩战三六五七四人），可是我们连国共内战，双方军人死亡的概数也拿不出来，更不用说平民；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竟是“百万”还是“千万”也搞不清楚。
这些半个世纪以上的帐，不说也罢。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统治时代。毛后，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风已经启动，虽然，众说纷纭，从建国的镇反、土改到反右、大饥荒、文革，死于毛的独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体制内外，加上国外学者，各自的结论都在“千万”这个数量级上。少者二三千万，多者七八千万。
可以郑重指出，对毛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焦点越来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张戎的畅销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宗明义提出，毛害死了“七千万”中国人。我不止一次解读道，这本八百页的书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毛怎样成为独裁者，七千万人怎样死去？有人说，这是主题先行，默认立场，所以只收集毛的负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这“七千万”，毛也干了许多好事。但这七千万的帐，应不应该算？或者说这“七千万”的负债，可不可以用他的进帐加以抵销？从西方的前毛派学者到台湾的前反共专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这种会计法在为毛解脱——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甚至贪官、妓女都不见了……我在网上看到过怀念毛的数十条“不要忘记”。更多的研究者在着书撰文、开会演讲，穷十年八年之功，论证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评价毛的军事韬略，乃至文采风流，但是绝无仅有的、无人问津的或敬而远之的课题是，毛杀了多少人？
显然，中共官方在日趋失控的传媒与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条最后的底线，那就是毛和共产党究竟欠了中国老百姓多少血债？毛当然是天才，包括他破记录的杀人天才，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却创造出一个简明的杀人公式：按比例杀人。这是他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基本策略，打击（包括批斗与关管杀）对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内，无论怎样对待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换言之，这百分之五化为灰烬，我亦立于不败之地。不说这个比例往往超额（毛在说打原子仗和大跃进时准备死人的比例已达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过，以百分之一计，十亿人口就是一千万。在毛治下无辜死去的几千万人，不错，大约在他的控制数字之内。
毛也说过极有智慧的话，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长出来，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他当然深知人命关天，杀人抵命这些传统的天经地义。因此，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杀人记录，那是一切党国机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机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预言，这部分机密的寿命可能比共产党的寿命还要长。其管理之严，可能总书记也不得调阅。相比之下，什么路线之争，左右是非，成败得失，冤假错案，全是无谓之事，都可以揭晓和摆平。
他们不会忘记当年裹胁民众参军打仗卖命的一招，是拿出几个阶级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召开诉苦大会，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毛泽东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竣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北京学者美化毛泽东的“杀人政治学”
当中华民族经过毛数十年血的蹂躏之后，毛的继承者们惊于共产党罪孽深重，他们给苏醒的国人以种种物质的贿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却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写历史，作新时代的洗脑。同时禁制言论，没有人敢于或有机会清算毛的罪恶。他们甚至也不敢再为革命暴力作理论上的阐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学教授萧延中，百无聊赖，竟作起文章，还上电视讲台为毛的杀人历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什么理论，给毛作心理分析。通观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的〈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本栏“一个观众”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萧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与幸存者”的美国民教育授罗伯特･利夫顿，对中国革命与现实的了解，不过是蒐罗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关于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若干讲话（包括“老三篇”），便煞有介事地构建学说，称毛把死亡与牺牲内在联结之后，对“死亡的焦虑”便“转化成为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征。”还说，毛的生涯不断和死亡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萧延中赞扬毛反复说“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是反映毛革命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他的结论是：毛成功地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傲视死亡，而成为战无不胜的全能的领路人。毛的生死辩证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号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学。他甚至断言，毛这种政治学逻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发挥着非同小可的持续功能。”
如果说，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还可作为笑料一粲，那么，这位人民大学五十二岁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齿。他应该去问问他的那些幸存的亲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的生灵？
在欲海中浮沉自甘腐蚀的今日中国士人，也许不必苛求他们。但必须指出在评毛论坛上，无论华洋与雅俗，根本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于一切？在认同前者的当代普世价值中，人权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在共产党的哲学中却是颠倒的，在中国封建伦理的传统中也是颠倒的。毛正是这两种颠倒的集大成者。萧延中和利夫顿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权之前的豪言壮语，为什么不面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量死亡？
毛泽东顽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动
应该补充的正是，毛的大规模杀人是发生在国际共产运动开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这一点，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并取得大陆上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援助扶植的结果。包括复制红色恐怖暴力专政在内。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苏共立即卷起修正潮，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与理论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引起东西方一致的共鸣与愤慨。
苏联历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历史上的记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烧死一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确实的情报，毛和中共高层绝对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关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他们公开也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毛内心的真实、他那反人类的冷酷心理，是后来才为人知：他根本反对否定斯大林，说俄国人把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丢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丢了。何谓刀子？杀人工具也。毛欣赏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杀人本领。
可见毛留恋的迷信的仍然是几十年前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因此，口出好战狂言（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新世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心。亲自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斗斗！杀杀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便都在他的内心逻辑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绝不仁道、视百姓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党内，和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仍然是关乎死人问题。人为的错误导致三千万人死亡，使刘少奇良心发现，形成高层冲突，七千人大会，而后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我看来，无论学者专家，还是学生市民，只要面对那血淋淋的历史，面对二十世纪的也是人类空前的践踏人权的记录，批毛，已不再具有学术上的需要，而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追查如山的血案，对杀人元凶进行公开的缺席审判，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个受难者纪念碑。
（转自：看中国 http://kzg.io/gb3h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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