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声2021年4月15日】（本台记者贺景田综合报导）自去年年底蚂蚁集团“史上最大IPO”被叫停以来，中共以打压马云以及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作为开端，正在将打击对象扩大到更多的互联网企业。目前，一些感到压力的科技巨头正在将业务重心转向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受到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被迫考虑继续经营下去的政治成本。有经济专家表示，中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政治化，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会构成威胁。
中国企业家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
上周六（4月10日），中共反垄断机构对阿里巴巴处以182亿人民币的罚款。
彭博报导指，对于中共的天价罚单，阿里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向监管机构表示了感谢。
彭博认为，阿里巴巴的表态，凸显中共当局对科技巨头的整顿何其怪异。
《美国之音》4月15日以“商业环境政治化 中国可能在砸自己的锅”为标题报导，中国不断政治化的商业环境体现的一个方面是，中共政府对内正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控制。
“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指出，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商面临真正的政治风险。
霍伊认为，中共未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控管，只会越来越紧缩。
霍伊表示，更糟的是，中共监管机构所划下的垄断红线看似清晰，例如，禁止“二选一”或“杀熟”，但中共划定的红线充满随意性，谁也不能保证现有的游戏规则在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紧缩。
霍伊指出，中共制定游戏规则的随意性是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问题，中共的政策一直随着政治氛围变化，五年前被广泛认同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可能要遭到禁止。
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的总裁黄齐元也表示，中共对马云出手这么重，也会在其他企业家心中留下阴影，个个仿佛“惊弓之鸟”。
黄齐元认为，中共最主要的是希望民营企业要听话，并不是要置阿里巴巴于死地所以，阿里巴巴“五体投地”、“绝对服从”的反应正是中共政府要的效果。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哈夫鲍尔表示，“来自北京的信息是，任何公司都不能挑战政府的规则，尤其是大公司。”
《美国之音》报导称，对阿里巴巴的调查还似乎仅仅是一场运动的开端。周二（4月13日），中共最高市场监管机构召集了34家互联网公司，要求其自查自纠反竞争行为，参会的包括腾讯、百度、字节跳动和快手等行业巨头。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中共监管部门以阿里巴巴为例敲响了警钟，希望这些公司“保持低调，并定期向北京鞠躬礼拜。其他科技公司的领导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将亚洲业务重心迁往新加坡
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中国科技巨头网络巨商正在将业务重心迁往新加坡。
腾讯正在新加坡设立亚洲总部。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后，目前正在快速招兵买马。阿里巴巴也在新加坡投资地产和招收人才。
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4月2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34.8%。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亿，较2018年底增长1亿；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中国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和美国所拥有的数字平台企业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 ，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7个“超级平台”，占据全球数字经济总市值的2/3。
在营商环境政治化风险日益加大的情况下，中国互联网巨头很可能会向其他营商环境安全的国家转移，中共对诸如阿里巴巴等企业巨头的打击恐怕是在自毁经济发展前景。
上海科创板IPO撤回申请数目破纪录
鉴于中共对科技企业的监管出现进一步强化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的上市计划。
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由上海证交所科创板资料观察，今年3月共计有高达76家的企业撤销IPO的申请计划，较2月倍增，撤销数也创下了新高纪录，撤案潮恐使中共原先发展中国境内资本市场的优先政策窒碍难行。
中国金融专家侯伟（Fraser Howie）表示，目前所需要担忧的是，看似正变得越加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当中的一些措施却是走回头路。
他认为，“科创板曾代表着中国改革的一步，而如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外国公司正考虑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成本
中国不断政治化的商业环境体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共政府对外正在掀起一股民族主义浪潮。
继美欧英加等国就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制裁中国后，中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在过去几周里，中共宣布对欧盟10名人员和4个实体机构进行制裁，对象包括欧洲议员和外交官。这是对欧盟加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对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制裁的报复。
《美国之音》报导认为，这一系列高调举动的经济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中欧原则上达成投资协定还不到三个月，欧洲议会宣布取消最近一次讨论投资协定的会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需要议会的批准，这份协议曾一度被视为中共拉拢欧盟对抗美国的重要成果。
中共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冲击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那些拒绝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的国际公司遭到抵制，这写外国公司不得不考虑继续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业及政治成本。
周二（4月13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美国工商界领袖视频对话中表示，将继续让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世界的大工厂。
李克强在会上说，“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美国之音》引述分析指，中共对外国贸易伙伴的一系列凌霸行为未能体现上述承诺，如果北京继续在政治上向国内外企业施压，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专家指出，由于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击，外商正在加大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评估，尤其是需要考虑中共政府目前强迫外国公司选边站。
美中贸易委员会发言人巴里（Doug Barry）表示，“跨国公司和品牌正在并将继续面临压力，以确保其供应链符合劳工、环境和其他商业最佳做法领域的最高国际标准。东道国政府需要理解并支持这一要求。否则，企业将被其利益攸关方强迫将部分或全部供应链设在其他地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Gary Hufbauer）则认为，“总部设在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国公司正处于紧张状态。许多企业推迟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少数企业正在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他还预计，“外来直接投资增长的损失可能会使中国GDP增长减少0.5个百分点”。
